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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中國銀行業對工礦企業的放款逐年增加，其重點為棉紡織業與面粉業。其中又以棉紡織業與銀行業關系尤深。銀行將其工礦業放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投放到紗廠，顯然與棉紡織業的規模經濟效益高、資金周轉速度快以及償債能力強有關。從一定意義上說，棉紡織業能夠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新式產業的支柱行業，與本國銀行業的大力扶助是分不開的。
　　到20世紀30年代時，各大銀行都擁有一批固定的紗廠放款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例如，中國銀行的紗廠放款戶常年保持在40家左右，1933年底的放款余額為2390萬元，約占工礦企業放款的56%。[詳情]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新式銀行事業獲得了很大發展。在全國的金融中心城市上海，有許多銀行相繼創立，給金融界帶來一片盎然生機。其中多數銀行的營業狀況蒸蒸日上，發展頗為順利；但也有不少銀行因種種原因導致經營失敗而倒閉。在這些倒閉的銀行中，有一家名為正義商業儲蓄銀行的小銀行因存款清償問題曾經引起過一場風波，最后釀成官司，通過法院裁決才得以解決。風波雖然停息，但由此所引發的一系列企業組織及法律制度問題卻是令人深思的。
　　事情還需從頭說起，1927年舊歷正月間，地處上海市華界的南市繁華地帶，有一家新銀行掛牌開業，名稱叫做正義商業儲蓄銀行。[詳情]

　　19世紀下半葉洋務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之后，隨著各項洋務事業的陸續創辦，中國人自辦銀行的計劃開始被提上議事日程。1896年9月26日，時任督辦鐵路事務大臣并掌管多家洋務企業的盛宣懷，直接向光緒皇帝呈上《條陳自強大計疏》及請設銀行片，提出創辦銀行的主張。接著他又向總理衙門呈遞有關開辦銀行的節略和說帖，系統地闡述了設立銀行的宗旨及其必要性。與此同時，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出于控制我國金融權柄的目的，也提出了開辦銀行的計劃。據盛宣懷從京城官員處探悉得知：“赫德銀行章程已呈署，大約以各海關為根本，此間西人多有知者”。如果海關與銀行合為一體，必將大大擴充赫德的權勢。[詳情]

　　高樓大廈林立的上海外灘，是鴉片戰爭以來外資進入的一個縮影，在這塊彈丸之地上幾乎集中了上海所有的外資銀行，故而當時將外資銀行稱作“外灘銀行”。
　　外資銀行很早就進入了上海，與此相比，華資銀行的產生則整整晚了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后，依據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上海等五個東南沿海城市被辟為通商口岸。上海開埠后的第四年即1847年，英商麗如銀行率先搶灘上海。在隨后的70多年中，以英國資本為主導，包括法國、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國資本在內的30余家銀行陸續在上海登陸（詳見外商銀行進入上海外灘時間表）。[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