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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為“機”，最大的機遇在哪里？一些專家學者日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在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發展轉型的雙重挑戰下，當前應加快改革，為經濟持續復蘇奠定更好基礎。簡而言之，該淘汰的落后產能就淘汰，該打破壟斷就應盡可能打破……
三大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深化改革
在金融危機影響仍在蔓延的情況下，中央自今年以來依然在燃油稅、增值稅轉型、國有金融企業股份制、醫藥衛生體制等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穩步推進改革。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這表明中央并沒有因這場金融危機而改變我國正處在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專家同時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暴露出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和結構性矛盾，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突破困局。
——“保增長”中“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上半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負41%，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3.4%，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7.6%。當前，實體經濟領域暴露的突出問題集中反映了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嚴重滯后，以高投資和高出口為主要特征的增長模式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清華大學教授魏杰說，“出口、投資、消費”的次序應重排為“消費、投資、出口”。看似簡單的次序重排，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如果通過改革的辦法調整成功，眼下流動性、通脹、資產價格以及國內生產相對過剩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擴內需”中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失衡問題。魏杰認為，啟動內需主要靠投資與消費，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投資雖然要比消費見效快，但最終經濟增長還要靠消費推動。啟動消費主要包括收入型消費、信貸型消費和預期型消費，啟動消費需要完善制度建設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說，消費的擴張涉及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和深層次利益關系調整，包括財產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啟動內需的關鍵是深化改革。
——投資中的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院副院長陳東琪分析說，今年以來，投資加速增長主要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資金推動的公共品投資，民間資本投資的增長依然緩慢。能否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取決于政策支持力度和國內市場對民間資本的開放程度。
專家們認為，從改革的總體態勢看，新階段的改革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失衡。需要解決政策與體制、體制與體制之間、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之間的配套問題。
經驗表明：改革是戰勝危機的金鑰匙
記者接觸到的專家們認為，盡管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嚴峻性無法相比，經濟增速下滑原因也不盡相同，但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說明：越是困難時期，越要依靠改革來化解危機。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我國有能力、也有信心實現“保八”這個目標，這主要取決于“內因”而不是“外因”。我國在10年前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至少有三個根本性挑戰，但通過改革都得到了根本性變化，成為當前我們應對外部沖擊的新“資產”。
一是國有企業從大面積虧損到全面振興。當時國有企業大部分是資不抵債，大量職工下崗分流，僅1998年國有單位(主要是國有企業)在崗職工減少了近2000萬人，加上城鎮集體企業減少數，共計減少2900萬人，形成世界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也成為中國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而2007年和2008年國有、集體在職職工減少數分別只有52萬人和33萬人。目前的就業壓力主要集中在畢業大學生和進城農民工，并不構成集體上訪的社會不穩定局面。企業競爭力明顯增強，200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銷售利潤率達到6.
4%，大大高于世界500強企業的平均利潤率。
二是國有銀行從技術層次上破產到全面崛起。1997年美國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拉迪稱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由于發放了過多不良貸款處于“技術上破產狀態”，必然要爆發金融危機。當時，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相當高，與國有企業一樣處在歷史最艱難時期。與10年前相比，目前我國國有銀行早已走出最低谷，利潤率大幅度上升。2008年銀行資產利潤率達17%，其中2008年稅前利潤率增長為30.6%；不良資產比例由45%下降為2008年的2.45%；2008年底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外幣總資產達到62.4億元，還有相當于1.7萬億美元的存款。這表明，中國銀行業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進一步提高，能有效減弱和應對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
三是國家財政從十分困難到絕對規模逐年增大。從1994年開始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制，直到1995年之后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才開始逐步上升。1997-1999年期間，國家財政收入占比只有11%-13%。經過10年發展，國家財政收入2008年達到6.1萬億元，是1998年(9876億元)的6倍，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達到20%，國家汲取財政能力以及分配財政(轉移支付)能力明顯提高，擴大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強化了政府公共投資的能力。正是基于這種能力，政府才能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實施總額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其中中央政府擬新增1.18萬億元，實行結構性減稅。國家財政赤字與累計國債余額在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在安全范圍內。
此外，從經濟規模來看，按不變價格計算，2008年的GDP是1998年的2.5倍。從外匯儲備來看，2008年底近2萬億美元是1998年的13倍。
胡鞍鋼說，通過以上分析比較，今年實現“保八”的國內條件明顯優于1998年的情況，雖然我國不會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但會“獨樹一幟”，有條件率先實現經濟復蘇。
利益博弈成為決策的重要因素
專家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經驗有三條：一是改革始終是圍繞著解決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問題展開；二是始終堅持用市場化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三是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按經濟發展規律辦事。從這些基本經驗出發，專家們認為，主動布局下一步改革，為“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提供體制保障，以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難題，已成為當前急迫的全局性問題。
——重大改革措施的推出應取得社會各界的認同與支持。胡鞍鋼、余斌等專家認為，改革方案的推出應充分、廣泛征求意見，以決策的民主化來保證決策的科學化。魏杰分析說，由于社會利益結構調整進入新時期，經濟決策的方式和過程與原來相比有很大變化，決策的科學程度與利益的博弈緊密聯系在一起，有時甚至出現科學的決策會因為其與利益有沖突而被延緩，甚至扭曲。比如說這次很多地方政府在沒有搞清楚中央政策的情況下紛紛開始救房市，暴露出來的問題是中國的改革來自于強勢利益集團。現在，決策的科學性實際上已不可能成為決策的唯一標準，利益博弈成為決策的重要因素，甚至有時成為決定性因素，因而決策過程顯得極為復雜，甚至會出現科學決策與公眾相抵觸的奇怪現象。專家們建議，推進重大改革時，應著力改善宏觀決策機制，增強前瞻性和預見性，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科學發展觀，堅定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
——未來改革要以人民富起來為中心。魏杰說，我國消費需求遲遲啟動不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現有收入分配體制有問題。一是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國家占比太高，居民收入占比太低，出現國富而民相對并不富有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居民消費需求；二是國家在支配自己所擁有的國民收入時，重在生產性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用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相對不足；國家在收入再分配過程中對居民之間的收入狀況調整力度不大，導致收入差距過大。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博士認為，中國個人所得稅和增值稅率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需求，應進一步實施減稅計劃刺激消費，從而拉動經濟持續增長。
——仍然要用市場化改革的辦法來化解矛盾，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說，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遠未達到既定目標，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行業壟斷的改革還須進一步深化。只有這樣，才能釋放和創造出巨大需求，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