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日前表示，當前備受關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于提高工人待遇。張建國稱，當前勞動關系矛盾增多，預示著盡快出臺政策措施，切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經刻不容緩。
在我看來，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不僅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也滯后于物價水平與稅收負擔。勞動者工資確實應該增加。廣東省還專門提出過“工資倍增計劃”：從2008年開始，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資水平翻兩番。但是，由于金融危機來襲，2008年要求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工資倍增計劃”不了了之。現在經濟穩步回升，不少企業恢復生機，不說落實“工資倍增計劃”，至少不能讓工資原地踏步甚至縮水吧。我認為，提高職工工資水平，不僅有利于企業產業升級，緩解
“用工荒”。也有利調節收入分配，還富于民，可謂適逢其時。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100年前對工資問題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其實，福特的話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特別是普通城鎮職工與進城務工人員對工資更為依賴。
早在2004年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明確提出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隨著經濟的發展，職工平均工資整體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勞動者平均工資水平遠遠跟不上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金融危機打亂了最低工資標準的正常調整步伐。自來水、天然氣漲價，成品油頻繁調價，居民用電將實行階梯式改革，在一片“漲”聲中，通脹壓力顯現，工薪階層普遍希望漲工資。我以為，漲工資除了有利于企業招工，實現產業升級，刺激消費以外，也有利于公眾消除物價焦慮感，分享改革發展成果，扭轉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續下降的尷尬局面，漲工資更是體現了企業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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