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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今年我國防控重大風險攻堅戰序幕拉開，以及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客觀上促使金融機構在防風險基礎上，著力提升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質效，這將有助于從根本上改變過去我國金融業規模驅動的競爭邏輯，推動金融體系穩健運行。
過去相當長時間內，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流動性總體寬裕，金融風險整體可控，規模驅動成為金融競爭主要邏輯。在此邏輯作用下，金融機構內部業績考核以業務和產品的市場份額為基礎，而經理層績效與經營利潤相掛鉤，激勵與約束不平衡，導致風控能力建設長期滯后于業務拓展和產品創新，間接鼓勵了形形色色的監管套利行為。同業業務急劇擴張，各種規避監管行為屢禁不止，互聯網金融野蠻生長，使得金融體系整體風險敞口擴大，也顯著降低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截至2017年末，我國M2/GDP的比例為2.03，意味著要形成一單位GDP需要投入2.03元貨幣，遠高于發達國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依靠規模驅動不僅沒有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而且間接推動了金融脫實向虛，甚至導致部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
今年是防控重大風險攻堅戰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開局之年，穩貨幣、強監管、防風險、新科技等系統性外部壓力，深刻改變了我國金融競爭邏輯。
一是穩貨幣動搖了金融業規模驅動的根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從逐步退出到貨幣政策正常化，必然伴隨著金融市場流動性由“寬松”到“緊平衡”的重大變化，將對金融機構規模擴張形成強有力的反制。2018年2月以來，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連續3個月低于兩位數。2018年2月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負債增速繼續下滑，其中，銀行業負債增長速度近年來首次降至8%以下至7.7%。
二是強監管在重塑金融監管環境。彌補監管短板，從嚴加強監管，巨額行政罰單……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監管風暴業已形成，“父愛主義”的金融監管環境逐漸成為歷史，過去常見的“擦邊球”“套利”等業務模式將會被清算，一個公平公正、競爭有序的金融市場環境正在形成。
三是防風險將再造金融業風控能力。金融機構處在防控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第一線，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主體。落實金融機構風險防控主體責任，必須合理平衡風險防控和業務發展之間的關系，檢討過度激勵的經營文化，改變風控能力建設長期滯后的現狀，其中，核心是對業務和系統的薄弱環節進行再造和完善。
四是金融科技豐富了金融服務方式。傳統金融服務依賴于“面對面”方式。近年來，依靠信息科技進步，金融服務場景已經不再局限于物理網點，自助銀行、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得到全面發展。伴隨著未來遠程開戶技術、人像識別技術逐步成熟，以及大數據技術、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在金融業務鏈條和金融風險管理中深度應用，未來金融服務方式場景將會極大豐富，也將成為金融競爭的焦點。
面對當前金融競爭邏輯的改變，金融機構經營轉型發展要始終圍繞“回歸本源”展開。一是要主動落實金融風險防控主體責任，堅決摒棄不合理的經營文化，積極構建內部風險防控體系，更加有效管理表內和表外的期限錯配；二是要適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服務于實體經濟，積極調整資產負債結構，合理分配和平衡資金價格、期限和風險的多重關系，推動經營由粗放向精細化轉型；三是要進一步落實差異化經營戰略，做好金融市場細分，中小金融機構要深耕本地或區域市場；四是要順應金融科技發展新潮流，主動加強金融科技應用與布局，積極利用科技優化金融業務流程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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