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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法“逼”出低碳熱 　　“地球峰會”（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年年開，可是你知道政治家們在一起唇槍舌劍的時候都在爭論些什么問題嗎？美國為何在《京都議定書》的問題上出爾反爾？俄羅斯為何在氣候變化的外交政策長期徘徊的時候突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本章將為你詳細敘述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 　　盡管《京都議定書》建立了旨在減排的三個靈活合作機制——國際排放貿易機制（ET）、聯(lián)合履行機制（JI）和清潔發(fā)展機制（CDM），明確規(guī)定了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和時間表，但是它的出臺所經歷的坎坷之路卻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在大大小小無數次的國際博弈之后，俄羅斯別斯蘭的恐怖主義的一槍，促使俄羅斯政府應對氣候變化態(tài)度發(fā)生了轉變。隨著《京都議定書》的正式生效，國際法最終以其強制性的力量逼出了“低碳熱”。 　　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 　　現代社會的年輕人是可以自由戀愛的，比起1968年的法國大學生們要自由得多，但如果想共同生活一輩子的話，還是需要去領結婚證的。小小的結婚證背后有一種巨大的力量，那就是法律的力量。 　　伴隨著環(huán)保主義的推廣取得實效，歐洲開始思考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將其變成一種國際上的政治共識，達成一個國際協(xié)議，從而將環(huán)保主義變成有實際約束力的法律。 　　歐洲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按照自己的計劃來展開行動。因為當時美國包括經濟、政治、軍事在內的綜合國力排名全球第一，而且美國也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所以歐洲首先找到的是美國。當熱情高漲的歐洲找到美國的時候，卻吃了一個冷冰冰的閉門羹。 　　此時的美國和歐洲的情況截然不同。歐洲在向左走，美國卻在向右走。剛剛經歷過兩次石油危機的美國，經濟實力有所下滑。為了重振雄風，美國在里根總統(tǒng)的帶領下，實行了很多變革，例如大力降低關稅，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出臺星球大戰(zhàn)計劃等。美國的政治主張在1980～1988年兩屆里根政府和1988～1992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間，發(fā)生了改變，平穩(wěn)地轉向了右傾。 　　這種新的保守主義的主要表現是不信任大政府和反對制度的約束，尤其反對掌握在官僚手中束縛經濟發(fā)展的條文。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就大力推動將偏遠荒涼的地區(qū)租借出去開發(fā)石油、天然氣，并削減了旨在保護瀕危物種項目的資金，從聯(lián)邦政府的管轄范圍內大幅度減少了環(huán)境規(guī)劃管理方面的責任。 　　在此背景下，歐洲要說服美國按照它的思路，來推動避免地球變暖的環(huán)保運動國際化、法律化，難度可想而知，被美國拒之千里也就毫不奇怪了。然而美國的拒絕并沒有讓一心要做應付氣候變化旗手的歐洲喪失信心。在這個時候，歐洲做了兩件很聰明的事情。 　　歐洲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串聯(lián)。 　　歐洲首先找到了小島嶼國家。小島嶼國家是地球變暖，造成海平面上升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家園被海水淹沒，所以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歐洲的懷抱。 　　歐洲接著再找到韓國等正處于快速發(fā)展中的新興經濟體。伴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跨越3000美元，政府和民眾都已經有了注重環(huán)保的意識，也有避免地球變暖的需要。歐洲沒有費太多的工夫，就將其納入了自己的陣營。 　　歐洲最后找到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發(fā)達國家。加拿大，雖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很高，但是人口少，國土面積大，最關鍵的是加拿大盛產天然氣這種相對二氧化碳排放比較低的化石能源，很快這些發(fā)達國家也都同意了歐洲的想法。 　　歐洲的聰明之處在于對中國、印度、巴西這些龐大的發(fā)展中國家采取暫時不對其實行二氧化碳減排控制的策略，只需要從道義上支持，而不需要承擔減排義務的召喚方式，自然也吸引了發(fā)展中國家加入進來。 　　歐洲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借勢。 　　1988年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曾創(chuàng)下短暫的高溫紀錄的另外三個年頭，高溫引起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引起了媒體的關注，造就了前文中提到的詹姆斯?漢森這個學界明星。漢森頗為吸引眼球的發(fā)言，在媒體極其發(fā)達的美國迅速引起了眾多美國人的認同。歐洲抓住這次機會，順勢而為地開展了各種外交游說和宣傳工作。 　　歐洲的良苦用心終于得到了回報，在歐洲和其他支持國的共同作用下，1988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在多倫多召開會議，開始著手準備即將于1992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為了這次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的順利開展，1990年12月第44屆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了44/225號決議，決定成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組織談判制定《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并確定該公約作為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的議事日程。 　　1991年冬天，聯(lián)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預備會議，協(xié)商先前提出的條約。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署長穆斯塔法?圖勒巴為會議定下了基調，他說：“各地人民都將1992年看做我們拯救地球的最好機會，也可能是最后的機會。” 　　盡管如此，會議的過程依然是艱難的，最大的障礙是美國。1988年，美國正處于老布什執(zhí)政時期，他是一個來自共和黨的堅決反對地球變暖理論的總統(tǒng)。在美國，能源跨國公司傳統(tǒng)上是共和黨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與政治基礎。共和黨的總統(tǒng)老布什上臺后，自然對能源企業(yè)關愛有加。而能源企業(yè)的最大宗商品就是石油，這可是造成地球變暖，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的罪魁禍首之一。 　　為此，在氣候問題上，歐洲在國際串聯(lián)的同時，美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即歐佩克）成員國結成了同盟。美國給歐洲潑冷水的任務，主要落在了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的身上，他是美國準備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的核心人物。 　　約翰?蘇努努原來是新罕布什爾州州長，他認為環(huán)境保護主義者的立場往往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破壞環(huán)境的危險性，也無法證明其提出的某條措施的有效性，實際上常常阻礙經濟發(fā)展。在全球氣候變暖一事上，蘇努努堅持認為，大幅減少礦物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代價非常昂貴，很有可能帶來百萬個工作崗位的丟失，并且尚無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已經嚴重到了要付出這種代價的程度。 　　約翰?蘇努努的態(tài)度反映了美國社會的一種主流觀點。因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充滿了奢侈的習慣，他們喜歡開大排量的汽車，喜歡住別墅。要想對此進行改變，老布什不得不掂量后果。 　　在選民投票決定總統(tǒng)人選的民主機制下，老布什的政策迎合了大多數美國人的心理。1991年7月于倫敦召開的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即G7峰會）上，在歐洲這位環(huán)保旗手付出巨大努力的情況下，歐洲、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全都要求美國承擔凍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義務。 　　而此刻的老布什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不僅在國際上遭到其他峰會國家的譴責，而且在美國國內，他的壓力也與日俱增，國內環(huán)保組織執(zhí)意要他兌現成為“環(huán)保總統(tǒng)”的諾言。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也成了名流們關注的焦點，演員詹姆斯?厄爾?瓊斯告訴觀眾：“整個人類正處在危險之中。”峰巒俱樂部組織了一場群眾運動，要求總統(tǒng)同意簽署強有力的協(xié)議，在峰會上起到領導作用。 　　世界資源研究所暗示，如果總統(tǒng)不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在即將到來的總統(tǒng)選舉中他會很容易受到反對環(huán)境保護方面的指責。國會中的民主黨領袖提出議案，要求到2000年將美國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上——這也是歐洲在勸說美國接受的義務。 　　盡管面對這樣的壓力，蘇努努也被迫離開了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職位，老布什還是堅持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和時間表方面，不承擔任何義務。在這點上，老布什展現出一個政治家的強硬立場。 　　隨著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的臨近，歐洲及其伙伴們公開宣稱，要在承擔凍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礎上締結一項條約，并且提出了到200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凍結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標，這一目標要將美國排除在外。老布什則針鋒相對地威脅說，如果美國遭到孤立并成為攻擊對象的話，他將不參加此次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這種對峙，讓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面臨中途翻車的風險。 　　當這種僵持達到令人窒息的程度的時候，歐洲妥協(xié)了。在歐洲看來，即便達成一項將美國包括在內的空泛條約，也勝過一項缺少美國參與的有力條約，于是條約放寬了對二氧化碳排放目標和時間表的要求。后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歐洲的這種妥協(xié)是富有價值的。 1992年6月3～14日，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如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這是繼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爾摩聯(lián)合國人類環(huán)境會議之后，環(huán)境與發(fā)展領域中一次大規(guī)模、高級別的國際會議。有183個國家代表團、70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有102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到會講話，有眾多的大牌明星紛紛登場，其中包括美國著名的特德?特納和簡?方達夫婦。 　　在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上，通過了《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公約，也是國際社會在應付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截至2004年5月，公約已擁有189個締約方，這個數字一直處于上升過程中。 　　歐洲的妥協(xié)態(tài)度，在《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文件中得到了體現。公約承認溫室氣體的排放會帶來不利的影響，并要求簽約國到2000年將各自的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這一減排目標遵循自愿的原則，不需要承擔義務。這使得該公約成為一個沒有量化、非強制性的口號式公約。 　　《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關鍵性成果就是明確了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在處理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基礎。它要求發(fā)達國家向發(fā)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而后者只需表達良好的合作意愿即可。這就是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換句話說，這就是在全球對二氧化碳減排問題上實現雙軌制。 　　但這個基礎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后來的多次國際會議，為了實行雙軌制還是實行各國都參與減排的單軌制爭論不休，以致在哥本哈根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這種激烈的博弈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盡管《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敦促各國減排方面，從國際法律的強制性來說，幾乎是一紙空文的公約。它留給人們更多的是一種態(tài)度傾向、宣傳口號等，但是公約的簽署還是具有積極的價值的，它在人類環(huán)境保護與可持續(xù)發(fā)展進程上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開展國際合作搭建起了一個框架，為進一步推進溫室氣體減排的談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如同星星之火，在接下來的十多年時間里，推動了應對全球變暖的燎原之勢，推動了低碳熱的蓬勃興起。但低碳這把火真正燒起來，還是在13年后《京都協(xié)議書》的生效。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