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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中國的政治爭鋒 　　現時歐洲與中國的關系復雜多變，根本原因是歐洲本身的特性，對中國一貫蔑視的看法與中國快速發展的現實打架，中國既觸及歐洲人的利益又危及他們領跑世界的雄心，讓歐洲人不知所措，最后催生出一種兵臨城下的恐懼。那些歐洲國家是近代歷史上最早侵入和瓜分中國的，在過去一個多世紀內對中國為所欲為和任意勒索，中國人當然絕不應忘記。歐洲人對中國的嚴重歷史欠債使他們在潛意識中十分害怕中國的復興和崛起，在思想領域內試圖確定西化進步性的基調，以壓抑中國人潛伏的民族主義情緒，在經濟政治方面則時刻提防對其不利的發展動向，最好能夠保持領先和以往高于中國的保險位置。在最近雙方關系和地位即將發生根本性扭轉的過渡階段，歐洲人表現得非常不自信，行為反常，投機意識濃重，施壓意圖明顯。歐洲對今日的中國是利用和防范并用，加上不斷的敲打，采用任何手段減少來自中國的壓力，而在中國的反應觸及自身利益時又勉強克制，轉而強調雙方的友好和共同利益，特別是在受到美國單一霸權威逼的情況下。 　　歐洲既需要來自中國的支持，自己解決不了許多問題，又不愿意讓中國拿走主導權和話語權，患得患失。歐洲自有雄心和打算，傾向于把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看得更重，明確認為那將是對西方人和文明的長期威脅，中歐雙方沒有辦法合作協調對付美國的策略，很多時候歐洲更像是躲在美國身后的幫兇，隨樂起舞，極少改變策略，完全倒向中國一邊，即使與中國合作，也不會借此聯合反擊美國，多是權宜之計。歐盟的組成和擴大本來非常有助于提升歐洲國家的地位，特別是讓歐盟核心國家在世界上令人耳目一新，但同時歐盟對華關系反而有退步的跡象，受到歐盟內各方平衡要求的壓力，無法采取果斷的正面措施，又有來自美國的牽制，所以歐洲一直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仍然沒有調整好重要的對華關系，前景十分不明朗。 　　歐洲與中國并不接壤，距離遙遠，以往的接觸發生在殖民時期，所以對中國并不十分關心，一般歐洲人對入侵、索賠、不平等條約等，都沒有深刻的印象，中國更多地是一個比他們落后而又因他們遠程探險而被開放的國家，和他們的日常生活無關。如果相互之間是鄰國，如波蘭和德國，那么雙方都會牢記入侵、占領、瓜分和奴役的歷史，通過教育和文化傳之于后代。對中國則不一樣，似乎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過，被距離和時間沖淡了，中國人認為是很嚴重的歷史事件，如鴉片戰爭，歐洲人淡然處之，甚至視為當然。這也是中國人談論和聲討歐洲人行為做事如同舊日的殖民者，而歐洲人卻沒有什么感覺和反應，發生拍賣圓明園獸首之類的事情也不足為奇，反而只關心現在的中國令歐洲人煩惱之處，以及對他們的潛在威脅。雙方在歷史認識和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巨大鴻溝，歐洲人毫無懺悔之意，中國人講究感情和以德報怨之類的點化方式對歐洲人確實毫無用處，真正會引起歐洲人有所反應和抓狂的只有實實在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實力基礎上的無情較量。 　　歐洲與中國比較接近的時期是中國相對衰弱落后的近代，新中國在1949年建國后也與歐洲隔離，屬于蘇聯陣營，但是歐洲內的部分勢力卻與中國拉近關系，采取與美國不完全一致的立場，因此才有法國與中國的建交和英國與中國的外交往來。德國因為處于冷戰最前線，在美國的完全控制之下，最關心的是德國的統一，因此與中國相距較遠。這種情況在冷戰結束后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歐洲有了自己尋求聯合結盟的機會，中國開始積極向西方靠攏，以求發展空間，雙方都必須重新看待他們之間的關系。無論如何，歐洲人當時應該不會想到今后的世界性大國里還會包括中國這樣一個非西方國家，一些西方人口中應該重視中國一類的講話，其前提必然是遠遠排在歐洲之后的，他們當時不會認為這一基本格局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會有什么根本性的變化。歐洲人在這種認識的前提下同中國進行了多方面的交往，不時把中國作為抗衡美國的籌碼，更多地是關注一個發展中的龐大市場，供歐洲輸出技術和獲得收入，因此當時的歐洲人對中國的開放持積極的態度。 　　歐洲人同美國人一樣，對1989年發生的政治事件表示震驚，因為中國沒有按照他們提供的方案和路徑進行，即以西方式的自由和群眾運動沖擊本國的政治建制和秩序，并成功建立新政權。 　　他們由此對中國今后的前景大不樂觀，至今都保持高度懷疑和挑剔的基調。歐洲人然后將注意力轉移到開始瓦解的蘇東集團，出乎意料地獲得巨大成功，促成那里的社會變革和國家分崩離析。 　　一些分化獨立出去的東歐國家甚至比西歐國家內的左翼還要親西方和親美，走向意識形態的另一個極端。他們開始積極爭取加入西歐的富人俱樂部，成為后來歐盟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參與和推動歐盟的對華政策和關系走向。兩相比較，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看來也會重演東歐的事態，歐洲人和美國人只需坐等中國發生預期中的分化和動亂，以致他們的外交官們當時都不原意同中國駐外使節討論約定幾個月以后的事項，因為按照東歐的經驗和事變頻率，中國政府可能都存在不了那么長的時間，社會必然變天，到時候他們應該會與新的領導層，他們曾經選擇扶植的那一群精英直接進行接觸，按照他們的規劃制定中國今后的行程，大致上就是模仿東歐和蘇聯加盟國瓦解后的模式運作。那一兩年應該是他們遇到的最好機會，最接近實現其宏大目的，從后來的進程看也是他們所付代價最小的一次機遇。直到幾十年之后，一些歐洲人還在為那一次的錯失良機感到后悔，仍然希望重溫舊日的夢想。雖然據歐洲人當時估計，中國根本堅持不了多久，但是預計發生的事情畢竟沒有發生，多年之后中國也沒有出現像樣的造反和叛亂活動，毫無顏色革命的跡象，使胸懷遠大目標的歐洲人陷入失望，開始不耐煩起來，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估計形勢，被迫與中國正式打交道，進行一定程度的經貿合作。 　　但是幾十年前的事情至今影響他們的情緒和對華政策，陰影和怨氣未除，改變不了基本格調，不時要借機發泄出來。 　　歐洲人特別隆重其事地慶祝柏林墻倒下二十周年，冠蓋云集，組織了大型的群眾場面，不免興奮過度，進行了一個十足象征意義的推倒多米諾骨牌的儀式，以此慶祝他們曾經直接面對的蘇聯惡魔的離去。該段特殊歷史時刻確確實實是美國和西歐打敗蘇聯東歐集團的象征，也是美國模式超越兩強對立格局的明證。 　　從那以后，美國就開始陷入新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陷阱，不斷上癮而難以自拔，歷史終結，保證霸權已無問題。歐洲人因為以往互相屠殺的慘痛歷史，非常憎恨過去的戰爭推手和曾經把他們管得死死的政權，紀念二十年前那一光輝歷程正好可以療慰歐洲人的心靈。柏林墻的倒塌完全是一個歐洲事件，本與中國無關，但絲毫不妨礙他們順便將對中國的潛在敵意表現出來，特別是來自那些脫離蘇聯的東歐國家的敵意。儀式的策劃人不免重新祭起中世紀歐洲人施魔法詛咒的惡習，在最后一塊骨牌上特意寫滿了中文字，并加以推倒，挑釁的意圖非常明顯，要置中國于崩潰才會滿意和罷休。這反映了不少歐洲人的頑固心結，仍然被籠罩在美國強權和單邊主義的陰影下，即使神圣的歐盟也不知是否能夠立足，而后邊又出現中國這樣一個陌生的對手，與他們非常熟悉的俄羅斯人不同，卻似乎在做著與蘇聯人相似的事情，挑戰他們的經濟和威脅他們悠閑的生活，竟然在動亂二十年之后仍然沒有崩潰，令人感到沮喪。中國人試圖緩解歐洲人這種焦慮和敵意，基本上上沒有什么希望的，這原本就是他們在雙方正常交往中常常無故挑起事端和沖突的背景因素，再加上由來已久的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和典型的虛偽傲慢，無可救藥。 　　歐洲人對中國的擔心還有現實利益的原因。中國近幾年在總體經濟規模上每年都超越一個歐洲主要國家，從意大利開始，接下去依次是法國、英國和德國，歐盟已經沒有高于中國的國家，再往上就只有日本和美國了。而按照平均購買力計算的經濟規模，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接近于美國一半的規模。若按照產業生產能力和實物產品，中國在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生產量上早已居于世界第一位，雖然其中很多是加工貿易生產和用于出口，但是國內擁有的產業基礎和生產能力依然非常龐大，是國民經濟和固定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都是中國在近些年內努力積累起來的財富，以求能夠滿足今后國民生產和消費之需。以這些經濟數據和趨勢為基點，國際上出現了中美共治的新視點，即由占據世界實際經濟規模第一和第二位的國家負責協調解決世界上存在的眾多問題。 　　日本由于依附美國，存在嚴重政治缺陷，因此沒有資格被定為推行管治的第二個國家。這對歐盟是個很大的刺激，當然對這個所謂的兩強格局設計非常不滿，極力反對，要凸現歐盟自己的地位和可觀的潛力，打掉人們對兩極的認可或默許。由此而來，歐洲人近來對中國的態度急劇逆轉，隱然視其為搶占歐盟夢寐以求地位的勁敵，內心十分不甘。歐盟的對華政策和策略因此帶有充分的防范性，預示著目前和將來同中國的競爭甚至敵對無可避免。 　　歐洲人的行為凸現其明顯的沒落貴族范式，即認為仍然有權力和資格教訓比自己身份低下的對方，又意識到大勢將去，深怕對方于己不利，忐忑不安。歐洲人自己在國際舞臺上和世界范圍內的真正影響和操控力大不如前，在大多數場合要依賴自己的遠親美國做后盾才能成事，或者至少不被人置之不理。這就迫使歐盟必須大力采用拉攏手段，以西方陣營的名號召集外援為自己助威。在應對中國的策略上，基本上是借助歐盟的架子，并頻繁拉上美國和美國主使的國際組織，為自己加大音量和行動的威懾力。由于中國的非西方特色，這種拉攏策略和依賴外援的招數有時還是有效的，給人以同仇敵愾的印象。在中國一方看來，每次與歐洲的交手，對方都有很多幫手，聲勢不小，輪番上陣，一時不易對付。其實這反而暴露出歐盟本身的局限，獨力難成，背后空虛，只是數量多一些，其中很多是自己的成員國，分別上演幫手角色，并不證明歐盟的真實實力。 　　另外，歐洲人還在延續他們拿手的引導方式，控制輿論，故作高深，指點他人，以顯示自己格外優越的地位，用語言格式上的深奧彌補本身實力的欠缺和勇氣的不足。英國人在誘導他人而自己圖利方面最有經驗和卓有成效，為歐洲人所仿效，再加上美國人的絕對媒體壟斷，使歐洲人能夠享受某種獨特的世人皆醉的仙人似的感覺。像英國《經濟學人》這一類的雜志，就是用來指引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輿論工具，在歐洲人和英國人已經缺乏能力和毅力正面對抗中國的情況下，它們就只能躲在美國背后發聲和放冷箭，挑撥離間，不停地鼓動中國按照他們認可的方式行事，或是大力推動美國和歐盟各國政府在他們格外關心的人權等問題上挑釁和羞辱中國，從中間接獲利。《經濟學人》的有關文章似乎都是由中國問題專家寫的，表現得很理智、果敢和透徹，語言極具煽動力，讓美國人讀后都覺得如果不按照歐洲人的意愿和指引處置，就真的會在中國人面前丟臉和喪失利益，犯下西方人最害怕的錯誤，即“叩頭”，被那些操縱輿論的西方人視為絕對不應忍受的恥辱。歐洲人的這些輿論和誘導就是要造成普遍的錯覺，中國并不強大，極度依賴西方，總有可能崩潰，美國及其盟友根本沒有必要害怕惹惱中國。 　　至于強硬對抗的后果，他們是不會承擔責任的，可以推到美國人身上，或是讓遭到挫折的中國人去承擔，歐洲人只需要保持所謂道德上的高地和心理上的滿足感即可。類似《經濟學人》這樣的歐洲報刊，有關中國的評論大多酸氣十足，即使預測錯誤也絕不肯悔過，下次再找一個話題重新扭曲，它們可以說是歐洲人充滿世態炎涼感的發泄場所和竭力維持沒落貴族派頭的最佳代表。 　　基于無形的焦慮和制造出來的輿論壓力，歐盟國家自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突然對中國表現得強硬起來，輪流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使以往的合作往來突如其來地變成雙方的公開對峙，諸多原因中更多的是對雙方相對地位的認知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歐盟二十世紀末年推出歐元，在新世紀中眼看美國遭受網絡泡沫破滅、安然丑聞、恐怖事件和陷入海外戰爭，連續顯露敗象，因此信心十足，萌生了歐洲領跑世界的雄心，認為正是趁機謀取領袖位置的好時機，改變以往衰老歐洲的形象，加上擴容后的歐盟確實在規模上超過了美國，無人可比，前途光明。但是他們同時也突然發現幾年前還在向他們祈求世界貿易組織入場券的中國，那個可能還沒有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完全復蘇過來，接著又遭受非典打擊的中國，竟然回過頭來一力趕超，開始把老牌歐洲大國經濟甩在后邊。當時應該是“中國崩潰論”從最初的預測算起即將得到證實的年份，西方人翹首以待，結果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卻在經濟上接近歐洲最發達國家，并且依靠工業產品生產開始獲得巨額貿易順差。這樣一來，中國更加有可能和有實力與歐洲一道挑戰美國的霸權，這一點曾經是雙方的共識和保持良好關系的基礎，但此外中國更有可能就此超越歐洲而直接與美國對話，不再把成長聚合過程中的歐盟放在眼里。這一短短幾年之內的局勢大變化成為歐洲人轉換對華思路和策略的關鍵時刻，之后的任務更加艱巨，要同時對付美國的霸權和中國的挑戰，以往與中國共存互惠的關系已然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雙方成為在很多領域內的直接競爭者，而歐洲人也逐漸把盡量限制中國的快速發展設定為更為重要的議題。 　　另外，國際形勢的變化使歐洲人承受到美國的重壓，意識到目前沖擊美國利益為時過早，只能使自己受損，得不償失。與美國的矛盾激化也在意識形態方面帶來后果，激勵起歐洲內部的右翼勢力做出反應，以平衡左翼的過激行為，為美國也為西方世界整體發出聲音。結果歐盟國家內產生蛻變，開始轉向右翼，追求國家和歐盟利益，減少與同屬西方陣營的美國的沖突，特別是要滿足那些受到中國貿易順差影響的本國公民的要求。新的政客抓住時機反擊左翼和反美勢力，既修補與美國不順的關系，也更正以前的對華基本政策，加上媒體引導輿論右轉，與中國共處的思路更加難以被容忍。 　　德國的默克爾和法國的薩科奇成為這一趨勢的代表，相繼執政，將歐盟兩個核心國家的對華政策逆轉為短期獲利型的主流，關系惡化變為常態。默克爾上臺后即以連番行動挑戰中國，改變了德國過去一貫的做法，讓那些曾經對中德關系充滿信心的人大為意外，而薩科奇上臺后也將法國的對華關系作出重大調整，跟隨默克爾的榜樣，重新嘗試一遍。他們的行動和策略給歐盟定下調子，與中國的關系將不再包含容忍和扶植，相反將獲得比對美關系更加嚴厲的對待。這里面包含了個人信念的因素，如默克爾對東德社會的刻骨仇恨，和薩科奇一貫的右翼強硬立場，輔之以歐洲媒體的丑化和洗腦，令到辱華仇華舉動不再驚世駭人。對普通歐洲人來說，不需要再加以更多的解釋，只要搬出“中國威脅”這樣一種簡單化的思維就已足夠。而從根本上講，令歐洲人不習慣和不快的正是中歐關系之間實力和地位的轉換，歐洲人短期內寧愿不相信這樣的事實，必然要找出中國落后、不文明的地方加以利用和攻擊，更是在實際利益上面為自己找回平衡，以增加自己的實力而削弱對方的實力，制造事端和挫折去減緩中國發展的勢頭。那些暴力頻發的游行示威活動和對達賴的特意優待拔高只是這種不忿心態的大爆發，借此顯示歐洲人的高尚人性，為今后的關系定調，使中方處于被動和被貶低的位置，不過是一個類似西藏那樣的地區政權，那樣自然不配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對歐盟說話，只能傾聽和遵循最為文明的歐洲人的旨意行事。 　　2008年歐洲爆發的反華浪潮令中國人震驚，中國政府對外關系界似乎毫無戒備，仍然充斥著中國正與歐洲共同分享利益的良好感覺，誤判歐洲國家內部的暗流潮涌，陷入少有的被動。雖然事后再對歐洲施展反制措施和匆忙調整與個別國家的關系，中歐雙方的信任基礎已經消失，無以彌補裂痕。西方媒體對歐洲民眾的普遍洗腦和過激言論，令之后雙方政府出面作出的修修補補無濟于事，怨氣積存，中國作為受害方的情緒短期內根本無法平復。對中國來說，此事之后，法國再也不是中國對外關系中的一個特殊國家，雙方交往的性質已變，重新回到了類似于建國之后與該國摸索關系發展的階段。法國不再值得信任，政客不再值得尊重，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公開和深度挑戰中國的歐洲國家，作為歐盟的核心國家，這也代表著歐盟的主流立場，因此除非徹底改變行為方式，法國將無法再次得到之前曾經獲得的少有的信任，中國更加不愿意和不應該再為維持這一關系甘心承受單方面的損失。由法國引發的逆潮同時證明，中國無法將任何歐洲國家當做與美國對抗時的援手，至少不可能是公開的援手，2003年雙方抵制美國強權的短暫利益與共期已經過去，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根深錯結，變化之快難以預計，經常因為傳統和意識形態的緊密度而放棄在個別利益上的爭執，相應地將對華關系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上。 　　歐洲各國政府對反華行為的容忍，是一種政治表態，在這一特定關頭以犧牲中國利益的方式去討好美國和西方既得利益集團。中國此次的反制不同以前，是近六十年來對法國的第二次重擊，但是仍然沒有決絕的意思，估計是考慮到歐盟集團的整體力量，不愿徹底搞翻，況且歐盟內部還有表現更加惡劣的另外一些國家，因此能夠接受某種事后妥協。 　　中國雖然一時低估了歐洲那些反華活動的激烈程度，但卻通過此事搞明白了與歐洲人的根本利害關系和底線，今后不一定對此過于看重，而是應該坦然處之，不再強求超級友好關系，不再片面依賴各個方面發表的一些樂觀報告，知己知彼，認清歐洲人的本質和基本意圖，從容面對。以往在與某國發生爭執時，難免會惑于另一國的些微友好表示，即視為知己而投入全面合作，這既背離了國際外交關系的基本原則，又忽略歐盟集團組織的利益一致性，勢將蒙受損失。今后需要切實改進的就是回歸到最基本的實事求是，不再盲求友好關系，例如，姐妹城市一類空泛無益的禮尚往來，切忌感情上頭，拒絕所謂人權至上的誘騙和壓力，冷靜面對，以柔對友，以剛制惡，只講結果，不看做作表演，能夠降低上當的概率就算成功。 　　歐洲人近年來又開始在氣候變暖和溫室效應上大做文章，試圖引領時代潮流，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表現得比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更為積極，倉促提出激進和急迫的所謂最終解決方案，頗有夸大和急于求成之嫌。歐盟在哥本哈根峰會上搞出新的提議和草案，所求就是一個全球性大會的基本認可，間接地給予他們一張官方許可證，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外收取碳關稅，將環保事業作為自己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彌補在其他領域，特別是貨物貿易方面的名義損失。歐洲發達國家似乎非常自愿和無私，承諾自己減排百分之八十，無關其他國家之事，并以此指責中國的反對意見。實際上他們的提議與中國事前宣布自己減排百分之四十是大致相同的表態，歐洲本來就面臨比較小的減排壓力和成本，大型重污染企業早已轉移到新興國家和偏遠國家，加上限制汽車交通污染，比較容易達到設定的標準。歐洲此一表面慷慨之舉的真正目的，是特意降低容許排放的標準，由此有足夠的理由對外收取碳關稅，即使其他國家已經盡力減排，因為不符合他們自己的標準，還是處于被收稅的“合理”水平之上。像美洲亞洲飛到歐洲的航班就會被按照更加嚴格的“歐洲標準”征罰稅款。這就是歐洲著重建立話語權和收稅權的根本目的，既然歐洲少有地在這方面確實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環保意識和水準均高，自然傾向于利用這一獨特地位收取利益，如同美國依靠美元在世界上輕松享受利益的行為。 　　歐洲人真正應該做的是向減排任務重的國家和經濟承諾優惠轉移環保技術和提供資助資金，而不是首先想到如何向別國收稅，包括向美國收稅，在這一議題上不免表現得過于貪婪和急于求成。 　　哥本哈根會議上涌現出來的那些小國島國，變身為歐洲發達國家的盟友，為歐洲獲得征稅權出力，十分怪異。那些國家本身就沒有什么生產能力，靠傳統漁業農業加旅游業生存，自然沒有太多的排放量和減排壓力，所以他們集中要求主要工業生產國減少排放，不要危及他們的生活，而并不考慮那些發展中的生產大國的人民如何生存，以及他們自己的旅游客源是從哪里來的。這些小排放島國和歐洲強國居然形成了統一戰線，并且由斐濟和圖瓦盧的代表到氣候大會去哭訴，基本上成為歐洲戰略意圖的最佳執行者，并開始挑戰中國的立場和利益。實際上這些島國人數極少，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移居到澳洲這類面積龐大的鄰近國家安頓下來，解決他們極力哭訴的所有問題。早前島國瑙魯就因為鳥糞即將被西方國家公司開采凈盡，而全部移居到澳洲，在墨爾本買下一座高層大廈，瑙魯大廈(Nauru House)，足夠他們未來的居住生活之用。當時澳洲政府尚且人道主義盛行，作為太平洋國家的首領，又沒有別的政治目的和企圖，因此毫無疑義地接受了這一事實，沒有無事生非，結果全體遷居順利進行。到了此次氣候峰會，情勢大為不同，島國居民是為大國政治服務的籌碼和演員，澳洲近年來又出現移民疲勞癥，因此絕口不提讓島民移居澳洲之事。英國人和澳洲人分頭策劃誘導島國人的行動，英國人負責馬爾代夫，澳洲人負責圖瓦盧，勇打前鋒。代表圖瓦盧參加會議和積極發言的是澳洲人佛萊，他在澳洲坎培拉上學直到在澳洲國立大學攻讀博士，似乎就是當年的白求恩在世，遠渡重洋到島國做官，又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頻繁發言，試圖利用屬下的島民主導會場上的氣候大戰。他從假設的道德高地出發，代表圖瓦盧沖擊大會，造成秩序混亂和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矛盾，并主動地把中國當成主要目標，強調中國對那些島國負有責任。即使氣候變化鼓吹者的海洋水面上升淹沒島嶼的推測有些道理，解決島國居民的生存問題其實也非常簡單，他們本來生活基礎就相當薄弱，并不在乎海平面上升，只需要整體移民，將數萬居民搬到澳洲的任何一州，問題就可以得到圓滿解決。但是澳洲政府顯然對此良策避之惟恐不及，而澳洲人佛萊卻為了少數人的利益和并不確定的未來，就要求世界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集體付出沉重代價，即使嚴重影響經濟和大多數人的脫貧，也置之不顧，以此為歐盟的投機立場作注解，成為分化發展中國家和服務于歐洲發達國家的工具。 　　中國愿意做世界生產基地，加工貿易生產為主，也就很自然地為世界上的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承擔了減排的責任，按照通常的全球化理論，本應該作為減排技術轉讓和資金資助的重心，得到歐洲的幫助去達到設定的標準。 　　但是歐美國家把污染源和重排放企業生產轉到中國之后，就不再按照全球化的邏輯行事了，又回到主權國家的概念和界限，要求中國既為他們生產所需要的工業產品，又獨力承擔排放責任，并受到指責、監督和罰款。美國是世界排放大國，吸收世界資源為自已享受所用，而中國是自己建設脫貧，又為向世界發達國家出口而生產，兩者的排放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按照全球化理論，所有發達國家都應該承擔責任，向中國提供技術和資金，降低這個世界工廠的排放標準。如果按照主權國家考慮，那么享受產品而不事生產的發達國家就應該將重污染排放的工廠搬回自己國家，再談論排放標準和達到排放標準的努力，而不是讓自己從事建設的中國承擔歐洲人的減排責任。歐洲人和西方人在享受進口產品時，故意忽視自己的消費和責任，在排放標準上強求一致而導致重大不公平，并為額外增加自己收入尋找依據。 　　針對這一全球減排壓力傍身的嚴峻局面，中國特別應該強調的是，中國近期成為排放大國，其實很多中國企業都是在為西方國家的市場和消費者生產，這些凈出口產品耗用的碳排放量估計超過中國碳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一，所消耗的能源資源實際上被西方消費者占用了，使他們不用在本地生產，不必擔心排放和污染自己領土內的自然環境，享受了雙重利益。比如，中國生產和出口焦炭，西方鋼鐵企業可以直接進口，不用自己生產這種非常污染環境的煉鋼必需品。在中國進行投資的眾多西方企業，他們生產鏈中的加工貿易部分，本來就是為了出口西方國家市場而組織生產的。這些都是西方經濟和消費的一個組成部分，只不過是被搬到中國的土地上進行，消費當地的資源，再通過國際貿易的形式把排放留在中國，而把產品和利潤轉回美國和歐洲國家供其消費和享用。因此，在計算排放量和歐盟強行征收的相關碳收費時，需要考慮這一隱蔽在正常國際貿易背后的因素，中國以國家形式承擔的責任義務就需要重新劃定和計算。在華外資企業的排放應該單列外資類，分開處理，而在計算生產排放量時，出口到西方市場并在那里被消費的產品，其所消耗的能源和相應的排放量也應該加入到進口國的總排放量中計算，這樣才稍微公平一些。歐盟每年從中國進口大約價值兩千多億美元的產品，可以折算成排放量，加到相關國家的總量上。如果排除了向西方發達國家出口部分所產生的排放量，中國的總排放量應該可以相對減少，而美歐國家的排放量隨之增加，變得更為合理，使中國不必被迫背著世界最大排放者的包袱，為此承擔額外而不合理的責任和費用。對這一點歐盟并沒有加以考慮，眼光盯在收稅的美妙前景上，既享受中國出口的產品，又計劃增加中國的實際負擔，使其支出增加而收入減少，從而巧妙地抵消中國的增長速度和延緩財富積累的進程。 　　中國能否挺過這一關，自主進行降低污染、能耗和廢物的活動，拒絕歐洲主導的減排浪潮，關系到今后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中國不是歐洲，在產業生產上遠沒有達到節能操作的高水平，環保標準低而實施成本高，排放不可避免，是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連帶結果。如果強行推行歐洲方案，以減排而不是生產為第一目標，既增加成本，降低增長速度，又增加對歐洲的無盡供奉，此消彼長，形勢將會變得相當不利，歐洲人或許會持久霸占第二地位，達到他們一貫追求的目的，而中國成為世界穩定一極的愿望將難以實現，或者實力不足以支撐領先地位，更不用說在輿論和精神上自居于歐洲之下的困難境地。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