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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約翰內斯堡：我走向全球的起點 　　遷到約翰內斯堡讓我離開了贊比亞。贊比亞是個小國，人也懶洋洋的，那里擺脫白人統治的進程總體上也很平和。可我現在來到了非洲的經濟中心，這里的種族沖突正處于劇烈的漩渦里。 　　南非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大、最富有生機的經濟強國，約翰內斯堡至今依然是非洲的金融中心，但這個國家卻是非洲大陸上為數不多的幾個頑固反對讓人口占多數的黑人執政的國家之一。這里的政治氣氛非常惡劣，對此我事先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讓公司確保我在南非居住和工作的權利，因為我擔心在開普敦大學參與過的政治活動會對我有影響。 　　我到這里的時候，反對種族隔離運動已經在全世界發展得如火如荼，而且1976年夏天還爆發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索韋托騷亂，死了幾百人。我只是個年輕的商人，在這樣一種不利的環境中發展是我面臨的最大挑戰。 　　那是一段艱難的歲月，但回首往事時我發現在南非的九年是我的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時期。其標志是，1978年我親愛的女兒卡拉出生了。 　　我先是在約翰內斯堡可樂裝瓶廠的總經理手下做助理。這是世界上可口可樂公司直屬的最大的裝瓶公司。我的職責范圍界定得不是很具體。我這個職務是阿爾·基里恩安排的，實際上是搞培訓工作，這是可口可樂公司第一次在南非安排這樣的工作崗位。 　　開始的時候，南非的白人對廠里的管理人員態度非常冷淡。他們都是到非洲來的荷蘭人后裔，在他們的眼里我是個英國人，不是愛爾蘭人。他們的前輩曾和英國人打過兩年的仗，雖說是幾十年前的事，但戰爭在他們心頭造成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 　　我到任三個月之后，公司配備的車還沒到，無奈只好開著一輛破舊的二手車跑來跑去。不管我下達什么指令，那些荷蘭血統的白人一定對著干，以此來顯示他們的力量。 　　后來是一場橄欖球賽打破了堅冰。當時我為一家講英語的橄欖球俱樂部打球。公司里的兩名南非白人，都是高管人員，看了我在伊利斯帕克體育場和他們喜愛的一支球隊之間的一場比賽。第二天，公司里的氣氛完全變了個樣，南非白人贊揚了我在場上的表現，都在議論那場比賽。之后不久，我的新車也到了。橄欖球在南非白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南非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就深知這一點，他當選后不久就向南非的白人橄欖球隊拋出了橄欖枝，他明白這有助于國家的團結。這件事在影片《成事在人》中有淋漓盡致的詮釋。在這部片子里，曼德拉和球隊隊長之間建立的友誼成了體現人類領導藝術和民族和解的大事之一。 　　我到裝瓶廠后的第一項工作是檢查庫存管理情況，這是件棘手的活兒。在廠里有很多部門為了保持賬目的收支平衡會造假賬，而庫存管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在當時，可口可樂的包裝大多都是玻璃瓶，造價很高。所以，很多零售商都收押金。顧客每買一瓶可樂，支付的費用里就包含著瓶子的押金，喝完后把空瓶子送回來，店主就退回押金。所以，廠里總有一定數量的瓶子被盜。有些雇員把空瓶子偷走，輕而易舉地就能在外面換押金賺錢。另外，在生產過程中裝車的時候，瓶子也會有破損。我的任務就是要查明瓶子出現損失的真實情況。于是，我開始深挖問題的根源，制定了嚴格的檢查程序，比如每天稱一下破損瓶子的重量，算出碎了多少只瓶子。三個月之后，我挖出了一個造假團伙。一些人因此被解雇，但公司的損失下降了六成。廠里每天要使用近百萬只瓶子，所以這是個不小的功績。后來我說，成功的裝瓶廠不能浪費一分錢，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第一次任務的出色完成，讓我獲得了總經理弗雷德?梅耶爾的信任。他是德國血統的南非人。接下來，我又接受了一系列類似的棘手工作。九個月之后工廠高層進行了一次大改組，負責南非全國可口可樂業務的伊恩?威爾森被調去了加拿大，他也是個南非人，接替他的是梅耶爾。 　　裝瓶廠新來的總經理是內維爾·科基曼。我成了公司的營銷經理，這個位置責任重大，弄不好就會招致非議，通常是由來自德班或比勒陀利亞的營銷經理才有資格坐上這個位置。我晉升之后，德班那邊的營銷經理便辭職不干了（但我倆依然是好朋友）。這就少了一些麻煩，因為約翰內斯堡這邊的銷售總經理歸我管，他向我表示他要擠掉德班的營銷經理。于是，我就讓他去了德班。就這樣，內維爾一世，這是后來人們給科基曼的冠名，和內維爾二世（就是我）在工作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又有了一位良師益友。 　　我永遠不能忘懷在約翰內斯堡的廠里第一次對全體營銷人員講話時的情景。會議室里擠滿了人。當時，營銷團隊共有300人，到會的是其中60名資深人員，他們全來了。我當時才三十一歲，是會議室里年齡最小的一個。謝天謝地，我是站在一個講臺的后面講話，我緊緊地抓住臺子，因為我兩腿發軟。我站在那兒嘮叨著，先是右腿打顫，接著是左腿，兩條腿換來換去地抖動，這就叫怯場。我這人一輩子都這樣，隨著歲月的推移后來好了一些，但這個毛病始終沒能徹底消除。我的助理當時也看出我有些緊張，因為講話之前我不停地去衛生間。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這是一段不平坦，但又令人愉快的時期。回首往事，這段歲月非常重要，它造就了我。有一次，可口可樂的總裁盧克?史密斯來約翰內斯堡視察。我自豪地讓他看了一段新錄制的泰波飲料電視廣告，這是可口可樂新開發的一種低熱量飲料。畫面上有兩個漂亮的女士在打網球。 　　“這廣告不能用。”史密斯對我說。我不解其中的緣故，他說那兩個女士中有一個用的是威爾遜牌的球拍。威爾遜當時是百事可樂下屬的一個公司，可我還是不明白。他告訴我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可口可樂的高管們當時甚至在正式的備忘錄里稱百事可樂是“仿造品”。這是個典型的例證，說明公司在海外的基地是何等的孤陋寡聞，對世界范圍內的事是何等的不了解。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接觸到了很多優秀人物，能與這些人共事是我的榮幸。鮑勃?杜?普萊西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位南非白人，我到約翰內斯堡的最初幾周他一直對我很冷淡。我在約翰內斯堡裝瓶廠就是接替他的職務做了營銷經理。他在這里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從普通的推銷員一路干到廠里的高管，任何假賬都瞞不過他的眼睛。此人很講信譽，在交接工作的時候，他領著我轉了足有一百家銷售業績比較好的店鋪，對我的工作很支持，還指點我該如何與那些人打交道。他告訴我，最基本的做法是要和藹客氣，但要保持立場，每隔一段時間給他們打打折。那時候，連鎖經營的大型超市才剛剛出現，還不是我們的主要客戶。我們供貨的主要對象是那些在大街拐角處的便利店，這些店鋪每周營業七天，是家庭開辦的，大都是希臘人或葡萄牙人開的。我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參加鮑勃每周四晚上召集的網球比賽，比賽在他家的球場上進行，有泛光燈照明。體育最能展示一個人的品質。一次，沃倫·巴菲特提議：“只要球壓在線上，就算出界。”而杜?普萊西斯說：“那得是對手的球壓線才行。”杜?普萊西斯或許是我打球遇到的唯一個雙發失誤后還要再發一次球的人，因為他發球總是準備不足。 　　杜?普萊西斯晉升為負責整個南非市場營銷的頭兒。要說在廣告宣傳方面他算不上有什么特長，但他為人機敏，還有些頑皮。當時，我們剛推出了一款可回收的五百毫升的飲料瓶，外帶一個可以重復封口的杯子。這是個不錯的發明，市場反應非常好。我常和杜·普萊西斯一起用午餐。有一回，他約我早幾分鐘出來說是要審查一段宣傳這種新型瓶裝產品優點的廣告詞。廣告公司事先給他送來了一份設計方案，他覺得這個方案沒能突出重新封口這一大的特點，顯得很平庸。我同意他的看法，認為這條廣告得好好斟酌一下。結果，面對廣告公司巧舌如簧的解釋，頗有身份的杜·普萊西斯根本不屑一顧。他聽了一會兒那些夸張性的套語，然后說了一句：“這條廣告就是垃圾。你說呢，內維爾？”我咕噥著表示同意，但避免使用他那種粗魯的話（我不會使用的語言）。廣告公司負責接待客戶的主管聽后又犯了一個大忌，他辯護說這是按可口可樂公司的旨意辦的。“那就讓我再給你個旨意吧，”杜·普萊西斯急了，“看見那蓋兒了嗎？旨意就在這兒。給你24小時，把廣告給我改好拿回來。到時候你得把那個蓋兒突出來，吹成是狗的睪丸。懂了嗎？把它吹成狗的睪丸。”廣告公司的來人嚇得手足無措。杜·普西斯又吼了一嗓子：“只給24小時，過期不候。”廣告公司的人走了之后，他憋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這可不是我的風格，但人必須懂得遇到困境如何去做。廣告第二天如期送了過來，修改后的版本非常出色。 　　作為營銷經理，我必須經常查看約翰內斯堡所有的店鋪，包括像索韋托這樣黑人居住的周邊小鎮。在施行種族隔離的年代，南非的黑人和混血兒總會想方設法離開他們的居住區到約翰內斯堡的其他地方去打工，但在晚上宵禁開始之前，必須趕回他們的住處，而且他們還得持有通行證。 　　法律規定，黑人只能喝一種帶酒精的飲料，是一種用玉米釀成的叫“游目睽木波西”的啤酒。不過，警方對這項法律的執行力度并不嚴。黑人區到處都是無證經營的叫作水濱的小酒館，都是普通人家開的。這些酒館出售常規飲料，一般只有十到十二個座位，這里最受歡迎的飲料之一是威士忌摻可口可樂。所以，我們就安排了銷售代理，專門為這些水濱供貨，這和酒販子一樣，雇人通過非法渠道推銷我們的產品。在種族隔離的國家里這是商業運營的典型做法。 　　我想感受一下這種市場的氛圍，但這些賣私酒的水濱只有到了晚上六七點鐘，人們干完一天的活兒下班之后才真正開始忙碌，可按法律規定，我持有的去黑人區的許可證每天只能呆到下午五點鐘。所以，我只能偶爾超時在黑人區里光顧一下水濱，和店主還有顧客們聊聊。我是個白人，宵禁開始之后還在水濱里東扯西扯的，嚴格地講屬違法行為。但那些人很歡迎我，而且毫無顧忌地和我談論政治以及鏟除種族隔離的辦法。我百感交集，我到這里來本是為做生意，但卻上了寶貴的政治課。 　　1975年圣誕節前的晚上，我和公司的一幫人到陽光公園酒店放松了一把。因為圣誕節期間讓人忙得透不過氣來，一年雖有十二個月，但這一個月就能占到公司全年銷售額的百分之十七，是夏季和圣誕節的雙重銷售高峰。繁忙的商業活動大部分集中在圣誕節之前。那天晚上也算是年底，我們的銷售額創了記錄，大家高興地慶祝了一番。一會兒，又來了一些朋友，我們聚集了一大幫人，站在草坪上遙望著約翰內斯堡美麗富饒的郊區。 　　不一會兒，大家的話題轉到了政治上。有些人認為眼下的政治氣氛很緊張，但多數人不這么看。我根據自己在索韋托的所見所聞提出，我們也許即將面臨又一次沙佩維爾事件。那次事件發生在1960年3月，當時南非的警察向和平示威的黑人開槍，打死了六十多人。有人當場就質問我：“你是什么意思？” 　　我看著郁郁蔥蔥的北部郊區和一片片修剪整齊的花園以及游泳池，說我們看到的這些別墅很快將會大幅貶值，所以我要賣掉自己的宅子，以后租房子住，趁著眼下的房地產生意行情還說得過去，我要保住自己的收入。 　　盡管我對帕梅拉說我只是有這么個想法，但在圣誕節的前一夜說出這樣的話，可算不上是什么好的圣誕禮物。到了1月31日我真的把房子推向了市場，1976年6月2日，房子賣出去了。 　　四天之后，索韋托爆發了騷亂。事情的起因是南非發布了一條法律，強行規定在種族隔離的黑人學校里一半的課程要用南非荷蘭語講授，以前的規定是所有課程都用英語講授。這引起了黑人的憤怒，因為南非荷蘭語被普遍認為是白人統治者使用的語言。 　　6月6日，我和一位推銷員來到索韋托。此行我們稱之為“查線”，即查看市場的動向，那位推銷員只要進行正常的工作就行。當時，示威活動正在升級，學校的聯合抵制運動也愈演愈烈，他們的口號是 “沒有自由就不開課”。我先是看到遠處出現了幾處示威的人群，接著又看到一英里開外的一座山上有更多的人在抗議。一位好心的店主催我快點離開，因為發生了暴亂，人們在焚燒汽車。但我們還是又去了幾處地方，一路還好，沒出事。我們正常的路線正好要經過有騷亂的地方，所以我們從別處出了城。在離城門不遠的地方遇到了一群開著防暴車輛的南非警察。他們草草地看了看我的通行證，對我說這是個“不好的日子”，說我這時候來這里簡直是瘋了。那天，直到看了晚七點的新聞之后，我才知道發生了大事。南非的局面出現了大的變化。那次，種族沖突的雙方都有無辜的人喪生。南非因此在國際上受到孤立，種族隔離制度岌岌可危了。 　　每隔一兩個月我就要到水濱去看看。接下來再去的時候發現氣氛完全變了。“你來這兒干嗎？”酒館兒的老板問我。我覺察到我們之間有種緊張感，而且越來越強烈。晚餐聚會的時候我為此事抱怨了幾句，我的同事們說我不是真正的南非人，所以不了解他們的國情。這些同事對黑人的信仰和這次索韋托騷亂有著強烈的不滿。我問他們是否去過索韋托，他們說沒有。這樣的回答很合邏輯，因為法律禁止白人到那里去。但這種現象反映出一個問題，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對話就如同聾子和聾子之間的對話。很多白人根本聽不進黑人真正的想法，他們回避現實，一味重復他們的陳詞濫調，即支持種族隔離。而現實根本不是他們想象的那個樣子。 　　對種族隔離越來越強烈的對抗情緒也讓可口可樂公司付出了代價。我們的卡車司機成了暴力行為的受害者，有一位司機在索韋托遭到搶劫之后被槍打死。我參加了他的葬禮。到場的只有我一個白人，明顯感覺到周圍的人有一種復雜的情緒，他們恨我，但同時又對我不顧危險前來表示欽佩。最后，可口可樂只好雇用承包商用沒有公司標志的卡車為我們往黑人區送貨。 　　南非是個利潤豐厚的大市場，所以公司在這里投資巨大。1974年，里維蘭德·利昂·沙利文發起了一場勞工運動，在南非的勞動力市場推行種族平等。沙利文是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的董事，是位美國黑人。可口可樂在1976年的下半年也隨之采納了同樣的原則，但后來表明公司的這一做法力度不夠大，而且行動得也太晚。到了1986年我離開公司之后，可口可樂公司為了抗議南非政府頑固堅持種族隔離政策，不惜承受人力和經濟上的損失，而撤出了南非市場。 　　在約翰內斯堡的裝瓶廠搞了兩年營銷之后，我被任命為南非境內所有三家可口可樂公司直屬裝瓶廠的營銷總管。這三家工廠分別在約翰內斯堡、德班和比勒陀利亞。這次晉升讓我遭遇了更大的挑戰。 　　其實，在這個新位置上我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因為三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營銷經理。所以，我從心底里認為根本沒必要設這個職務。但是，亞歷克斯·里德說服我接受了這項任命。亞歷克斯原來是約翰內斯堡裝瓶廠技術部的經理，現在得到新的任命，統管全南非的裝瓶業務，可他對營銷一竅不通，而我在這方面是輕車熟路，所以我的任務是幫他熟悉這方面的業務。但是，干了八個月之后，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累贅。只要涉及到營銷，事無巨細在報可口可樂總部之前都要從我這過一遍。這種工作沒任何效果，我很不滿意。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好像整天就是裝出一副在那兒工作的樣子。于是，我寫了一張條子，請求亞歷克斯撤銷我這個位置。也許很多人一輩子都在搞“寫來寫去沒任何成果”的文字工作，但我喜歡的是能干出業績的工作。他批準了我的請求。就這樣，我被調去當南非的營銷副總經理，總部在約翰內斯堡，平生首次為可口可樂搞特許經營。 　　可還是一樣，這個職務也很別扭。我是營銷總經理手下唯一的直接下屬，公司里其他部門的領導，比如廣告部、營銷部、市場調查部等等，都是我的下屬。好在這只是個過渡性的職務，因為公司已經決定派我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個為時十五周的管理培訓班。回來之后，我將升任主管整個南非營銷的總領導。這對我來說又是一次大的人事變動。 　　當時我遇到一個大變故，那就是在我動身去哈佛之前，我的父親在北愛爾蘭去世了。父親從贊比亞回了國，還在母親去世之后娶了帕迪?格林的遺孀。帕迪是父親的同事，1954年在我們剛到贊比亞的時候很照顧我們，他年輕的時候死于心臟病，之后是父親幫著養大了他的兩個兒子。他這兩個兒子就像是我的親弟弟，根本沒有“收養”的感覺。我們現在的關系也很密切。我還把侄女瑪麗過繼了過來，在她的眼里我是她的好父親。 　　1976年的秋天我是在哈佛的商學院度過的，這是我第二次到美國。頭一次是同年的早些時候乘火車去亞特蘭大。當時我只是覺得美國幅員遼闊、地貌多樣，但這一次，哈佛讓我明顯感受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我選擇到金融財會速成班學習，因為我以前沒接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雖然在贊比亞的時候也讀過這方面的書，但那畢竟是自學。 　　在哈佛大學的班級里我年齡最小，同學們的資歷和閱歷讓我自嘆不如。他們大都是已經進入最高管理層的專家級人物，類似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首席工程師這樣的人物。 　　對我來說，這次工商管理培訓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確信在那時沒人看得出我會是可口可樂將來的兼首席執行官。可是，在這個知識最淵博的群體里我卻把自己排在了首位，因為我明白在這里收獲最大的人一定是我。 　　我知道，畢業以后會有更多的挑戰，其中有一項是早就為我設計好了的，那就是我會被提拔到營銷總管的位子上。所以，當時任可口可樂南非地區總經理的弗雷德·梅耶爾后來和我通電話，告訴我要我出任約翰內斯堡可口可樂裝瓶公司的總經理時，我頗感詫異。但是我仍立刻接受了任命，因為這是我夢寐以求的職務，尤其是在當時。可口可樂從南非啤酒公司手里買下史威士公司的產業，其中還包括南非啤酒公司的一些品牌的冠名權，我來哈佛之前還參與過這件事情的一些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將包括把這些新產業融入到可口可樂公司的運營中來。這個挑戰將意味著公司的變革，因為上一年可口可樂在約翰內斯堡的市場份額有些縮水。我馬上打電話把事情告訴了帕梅拉，她當時要來波士頓和我一起過感恩節。這可要好好慶祝一下。我又要以裝瓶廠商的身份回到產業的特許經營圈子里了，這樣的工作讓我興奮不已。 　　我把辦公室安排在了約翰內斯堡市中心附近一片工業區內的廠子里，辦公的時候能聽到裝瓶生產線工作的聲音。當時的我三十三歲，主管著兩家工廠，手下有一千七百多名員工。雖說公司的總部離我只有幾英里遠，但我相當于經營著“自己”的獨立產業。不過，當關上辦公室的門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意識到自己是這里的頭兒，尤其是一想到以前的很多同事都要向我匯報工作，而且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常常會有一種孤獨感在心頭彌漫。 　　可口可樂公司把罐裝的原漿運來，我們再配上蘇打水勾兌成飲料，然后裝瓶。原漿的配方屬于絕密，在世界各地分幾個點制成。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我還曾為百事可樂裝瓶，這是因為南非啤酒公司終止了與百事可樂聯營的經銷權。百事可樂公司為此還以反壟斷法的理由在美國進行了起訴。為了能讓自己的產品能夠繼續進入約翰內斯堡，他們不得已和我們做了這筆交易，就這樣我接手了為百事可樂品牌裝瓶的活兒。 　　作為企業經營者，我曾面臨過許多挑戰，其中有兩件事極為棘手。第一件是和史威士公司的磨合。盡管從技術角度講這屬于兩家公司合并，但可口可樂在合并后的公司里擁有百分之八十二的股權。為了避免職務重復，公司進行了機構精簡，結果第一輪調整下來，原可口可樂的經理們幾乎把持了所有關鍵部門。到第二輪調整的時候，我想盡量保留一些史威士公司的部門經理，在一些位置上我特意選了一些地位稍低的史威士公司經理出任主管，想以此糾正我認為自身存在的偏袒可口可樂員工的做法。結果，我犯了個大錯誤。這些人中只有一個在崗位上待的時間超過了一年，因為史威士公司原來的文化氛圍與我們不同，而我們還在按可口可樂的方式行事，沒考慮建立一種讓雙方都能適應的企業文化（這一點我還是到后來才搞懂的）。 　　第二件讓我頭痛的事是對沙利文規章的執行。沙利文規章是可口可樂公司的高管們在美國的亞特蘭大一致通過的，但違反了大多數南非籍管理人員的意愿，有的規章甚至違反了南非的法律，當然，這大概正是里維蘭德?沙利文的意圖。例如，沙利文規章中規定員工得共用衛生間和餐廳，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要求不同膚色的人使用的衛生間和餐廳必須是分開的，還規定里面的設備要一樣。實際上，分開是分開了，但有色人種使用的設備質量相當低劣。從客觀角度講，執行沙利文規章沒什么難的，只要把原來的衛生間和餐廳改建一下就行，但是執行起來卻會遇到諸多的挑戰。比如說，南非的種族分類方式非常亂，有時候同一個家庭的孩子會因為膚色的深淺程度或頭發的卷曲程度不同而被劃分成不同的種族。而我們的雇員有兩種：一是部門經理，他們按月取酬，再就是普通工人，他們每周領一次報酬。普通工人全是白人，而經理們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有色人種，其中有一部分是亞洲人。所以關于種族隔離工作的執行就異常困難。 　　另外，沙利文規章的宗旨和字面含義，我必須一絲不茍地維護。開始的時候，我們發現有些白人女工悄悄地跑到街對面一家公司的隔離衛生間去方便。我就試著讓手下的管理人員先在餐廳里做表率，讓不同膚色的人故意坐在同一張餐桌上。一天，人力資源部的經理跑來告訴我，說有人賄賂餐廳的黑人服務員，讓他們專門藏好一些碟子供一撥兒人專用（而且刷的時候也要分開）。我還以為這些盤子是給白人留的，但是查了一下才發現這些盤子的底部都抹了一些指甲油做標志，是那些亞洲人留著用的。 　　接下來，政府的檢察官就登門了。他們找到我，一條條地列舉我們違反了哪些種族隔離的法律條款，還說要罰款，而且我本人也得坐牢。我只能承認違了法，拉著他們的手求情，表示下不為例。實際上，種族隔離制度正在土崩瓦解，當時要逮捕或囚禁一位可口可樂的高管是會引發國際事件的。還有，雖然南非政府的法律對各行各業的工作都分了類，列出了哪些工作只允許白人做，但這些規定有很多空子可鉆，因此，不但外國公司，就連南非本國的公司也經常違反這樣的法規。所以，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政府不得不重新通過新的立法強化這些規定。 　　我盡自己所能想改變一下員工的種族比例，于是就破天荒地在南非雇用了首位黑人營銷經理，名叫歐內斯特?姆楚努。雖說可口可樂早已開始雇用黑人推銷員，但經銷經理卻是清一色的白人，就連管轄黑人社區的經理也無一例外。我剛大學畢業的時候，曾經和歐內斯特在約翰內斯堡的服裝連鎖店里一起打過工，知道他有搞管理的潛能。自從可口可樂決定采納沙利文規章之后，就雇用了歐內斯特做公關干事，在這個階層的雇員中基本上也就他這一張黑面孔。公司有事經常把他推出去，這是一種炫耀方式，讓人們看看可口可樂的白領里有黑人。雖說他的職銜很響亮，但沒有什么實際權力，手下也沒有員工。我覺得根據他的能力應該干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于是就把他弄來做經理，負責索韋托那邊的推銷。 　　而對歐內斯特來說這是個苦差事。搞公關可以坐在約翰內斯堡最好的飯店里用餐，到亞特蘭大的時候還可以見見可口可樂最上層的官員和貴賓，可做推銷經理得動真格的。開始的時候他拒絕我的邀請，我就對他講：“你被利用了，歐內斯特。你是甘心做白人的馴服工具呢，還是想搞一番事業？你現在不來我這兒積累點工作經驗，就永遠別想進入管理層。”后來我又和他的妻子深談此事，他終于答應了。遺憾的是，我離開南非之后，接替我的人思想守舊，和歐內斯特處不來，于是，歐內斯特便轉投了百事可樂到烏干達發展去了。他已經積累了管理經驗，所以在飲料行業的身價大增。 　　在南非，我首次見識到了政府施行的物價控制策略，看到了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進行的干預而帶來的古怪后果。 　　那時候，南非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強行干預物價。其實，要想有效地穩住物價，關鍵的一點是讓市場保持健康的競爭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抬價，首先要向政府部門提交一份詳細的盈虧說明，但可口可樂并不認同這個做法。說來也怪，這反倒讓我們大大掙了一筆。 　　有幾家小型的飲料公司，他們的市場份額極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澤弗特，在南非擁有七喜品牌的經銷權。他們的營銷策略是保持飲料的價位比可口可樂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潤極低。結果，他們總是第一個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價。 　　可口可樂的利潤空間原本就不錯，但每當政府批準他們提一次價，自然也就進一步提高了我們的價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許提價，那么像戈德堡-澤弗特這樣的小買賣就只能關門倒閉。 　　擺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選擇很簡單：是看著那些小打小鬧的商家出局呢，還是允許漲價看著大玩家們繼續牟取高利潤呢？這個難題很有意思，也充分說明政府插手市場的自然秩序會發生什么事情。最后的結果是南非的大多數消費者在飲料上花的錢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這就是政府干預物價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約翰內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種感覺，我在這兒的工作只是個過渡，如果順利，它會讓我從非洲走向世界。任總經理之后大約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證實。一天，我接到伊恩?威爾森的電話，他當時在亞特蘭大，司職可口可樂在亞洲區的工作。威爾森在可口可樂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經常陪著可口可樂德高望重的元老羅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喬治亞島的種植園捕鳥什么的。每當威爾森過生日，伍德拉夫還給他捎去玫瑰。不過，伍德拉夫對可口可樂最高層的圈內人士都這樣。 　　“內維爾，你有沒有思想準備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爾森問。我說準備不足，最好先在裝瓶廠再干一段時間，等經驗豐富之后再離開。“那就等你準備好了，到時候告訴我。” 他這樣對我說。 　　1979年晚些時候，公司高層對我這一年的業績進行評估后，讓我掌管整個非洲南部的裝瓶廠。我拒絕了，因為我已經做好了離開南非的準備，要到世界的大舞臺上一試身手。我給亞特蘭大的威爾森打了電話，于是，他給北林蔭道的總部通了氣，1980年春天，我被召到了亞特蘭大，威爾森任命我為可口可樂駐澳大利亞的總經理。 　　悉尼只有一家公司直屬的裝瓶廠歸我管理，其他的裝瓶廠家都屬于私人特許經營。所以，我的管理范圍很有限，但上面承諾一年之內讓我做整個大區的總裁，范圍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周邊的島嶼。這是可口可樂在全球范圍內十八個大區中的一個。我先從亞特蘭大飛到紐約拿了簽證，然后赴澳大利亞做就職演講。在那一周里，我幾乎圍著世界飛了一圈兒。從約翰內斯堡到亞特蘭大，從亞特蘭大到紐約，從紐約到悉尼，再從悉尼飛回約翰內斯堡。 　　離開南非時我很傷心，我一直愛著這個國家，我是在這個國家真正長大成人的。帕梅拉也同樣戀戀不舍，不愿離開這塊“我們的”大陸，她畢竟也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六年。現在我們每年都要回非洲一次，并資助那里很多非政府組織。 　　我們于1980年初搬到了悉尼，當時卡拉才兩歲。悉尼的市容讓我想到了南非。在我看來，世界上有五個最美麗的城市，悉尼和開普敦都在其中。我們找房子的時候有個美好的想法，住得要靠海，每天上午可以到海灘上去，游游泳或是干點別的什么。但后來發現，要買這樣的房子，我們手頭的錢還差五十萬美元。最后，只好花二十萬美元在悉尼以北十英里處的科德角買了處房子，帶陽臺和游泳池，坐落在一片美麗的林子里。 　　這兒離海灘也不算遠，只有二十分鐘的路程。我們經常帶著小冰箱，里面裝著對蝦、牡蠣和一瓶葡萄酒到海灘上看日落，天晚了之后在海里游泳。我們也去看歌劇、芭蕾和賽馬。有時候也看棒球比賽，這種比賽是為保護一種鴨嘴獸募捐。我們還交了一些朋友，關系最好的是林恩和邁克?霍爾。我們后來發現我們有些遠房表兄妹也住在澳大利亞。 　　悉尼雖說城市很美，但有些土氣，我們在那兒生活得并不愉快。現在悉尼成了國際大都市，但當時不行，我在公司的外面很難交到朋友。人們經常罷工，這影響到了我們的生意，也給日常生活帶來不便。這兒的生活消費比南非要高出百分之十，如果涉及到體力活兒，費用會更高，比如給園丁、保姆和垃圾工支付的報酬。 　　我這份新工作干起來也不順手，因為可口可樂公司和當地裝瓶廠之間的關系很緊張。有個在布里斯班開裝瓶廠的叫阿奇?鮑爾，人非常粗魯，又尖又滑，很難纏，是個沒教養或者說沒文化的人。 　　早在來澳大利亞之前，就有一幫澳大利亞的裝瓶商人到約翰內斯堡來過，其中就包括這個阿奇。我在家里請他們吃晚餐，當時我的房子正在出售，因為我們正在辦理移居澳大利亞的手續。阿奇把帕梅拉弄得很難堪。他說：“你們賣房子可是辦了件天大的傻事。不出半年，內維爾就會和澳大利亞的裝瓶商鬧崩的，到時候你們還要回來住這房子的。”他說這話時很嚴肅。 　　到了一個新的國家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四下里走走，看看裝瓶廠和客戶。這樣的旅程饒有趣味，沿途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風土人情，每個地方或每座城市由于歷史、地域和氣候的不同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昆士蘭州的首府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亞大城市中最粗獷的一個，這個州歷史上是種甘蔗的地方，所以地面凹凸不平，后來開發了旅游業，才被踩得平整光滑了一些。這兒的裝瓶廠總經理阿奇以前就是個收割甘蔗的，他對此很自豪。這人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政治上糊涂得無以倫比。我第一次到布里斯班的時候，他在希爾頓酒店頂層的私人包間里為我搞了個晚餐會，窗外景色十分怡人。他的主要客戶和批發商們，還有一個大旅游公司的老板和一個賽狗公司的經理都到了場，據說那個賽狗的是他最要好的“伴兒”。他們一邊大口喝酒吃海鮮，一邊對我講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討厭那些矯揉造作的東西，用他們的話說，他們討厭充滿娘們兒氣的男人，這些人毫無風度可言。 　　那天晚上，可以說我是在奄奄一息地掙扎著。為了彌補我們之間的文化鴻溝，我盡量把話題往體育上引。在澳大利亞，這一招像符咒一樣靈，因為這是一個過去現在都對體育非常著迷的民族，也這反映出最粗魯的澳大利亞人也絕不缺乏對生活的熱愛。可我在體育方面實際上還是個“糊涂蛋”。 　　晚宴一直延續到午夜才散，我總算解脫了。我搖搖晃晃地拿著房間鑰匙鼓搗了半天才算上了床。我知道自己喝多了。大約五分鐘之后，有人敲門。我讓對方等等，邊說邊找了條浴巾裹住了赤裸的身體（我是個大個子，可旅館的睡衣太小，包不嚴我的身體）。打開門一看，是位漂亮的小姐，黑頭發，穿著短裙。她稱我為內維爾，我禮貌地問她是誰，可她卻問能否進房間再說。我迷迷糊糊地理著自己的思路，那姑娘見狀說：“是阿奇（那個裝瓶廠長）讓我來的，他付過錢了。”人們都知道，酒精會削弱人的意志力。我不標榜自己有多貞潔，但我確實禮貌地拒絕了她，然后把門關上了。我算是過了一關，但同時心里也對阿奇的為人有了底。沒出一個月，邁克?霍爾解雇了兩名違紀的雇員。邁克是我在可口可樂的事業和生活中的摯友，后來做了澳洲區的營銷總管，一直在我手下工作。被解雇的兩個人和阿奇配合非常默契。我們一直想抓住他倆接受妓女“賄賂”的確鑿證據，但沒能得手，可他們變本加厲又以別的方式違反了公司的規章為他們的裝瓶廠謀利。 　　1980年夏，我飛到東京向伊恩?威爾森報告第一個澳大利亞工作計劃的情況。威爾森這時候已經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副董事長了，而且剛剛得到好消息：他要接替即將退休的保羅·奧斯丁成為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那天晚上的晚些時候，伊恩把我約到了他旅館的包間喝酒以示慶祝。他的助手彼得?喬治來門口接我，看得出他和伊恩早就喝上了。可一進門才知道，伊恩剛剛又接到一個電話說事情有變，有個叫羅伯托?戈因朱艾塔的人將成為可口可樂新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這個人是1961年趁著去邁阿密度假的機會從古巴逃到美國來的。我在伊恩的旅館房間里陪他坐著，他的職業生涯算是到頭了，他怒不可遏，把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來。奧斯丁推薦的本來是伊恩，為此還專門舉行了慶祝晚宴，當時把夫人們也都請來了。可羅伯特?W?伍德拉夫否決了奧斯丁的提議，推出了戈因朱艾塔。伊恩對我說伍德拉夫這樣做是因為他不想讓一個南非人當公司的頭兒，因為1980年的時候國際上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呼聲越來越高漲。 　　伊恩咽不下這口氣，于1994年在南非開辦了百事可樂經銷公司，當時種族隔離制度已被推翻，不過他的公司敗得很慘。2001年，伊恩在美國因虛報自己建立的奧羅拉食品公司的財政狀況被指控涉嫌證券詐騙罪，出庭辯護后被判處了監禁。 　　在東京度過的那個夜晚令人很不舒服，回到悉尼后我感覺自己也有點兒前途未卜。是伊恩把我弄到澳大利亞來的，他還承諾讓我做澳洲區的總裁，可他現在卻要走了。 　　1981年初，一個叫薩姆·阿尤伯的埃及人到訪悉尼，我們請他在美洲俱樂部共進了晚餐。薩姆接替了威爾森的職務，擔任亞洲區的總管。我在澳大利亞的頂頭上司叫羅伯特·帕特森，是澳洲區的總裁，當初伊恩承諾的就是讓我一年之內接替他的職務。這人有個習慣，總要求下屬晚上早早回家。他規定公司的人如果參加晚宴，最晚也要在九點鐘之前結束。可阿尤伯那天提出晚餐后要玩兒老虎機，這讓帕特森很煩。帕特森不去，于是我就和阿尤伯走到賭博機那兒碰運氣。我們玩兒的時候，阿尤伯說：“你是知道的，準備由你接替羅伯特，計劃沒有變。這次我要帶他回亞特蘭大，你要當這個區的總裁了。”原來，上面換了新人以后仔細檢查了澳洲區的工作情況，認為伊恩當初的安排是對的，這下我徹底放心了。 　　幾周之后，我和羅伯特·帕特森視察紐卡斯爾的裝瓶廠，這時候薩姆來了個電話。那天是星期二，他讓我星期四趕到馬尼拉，和菲律賓那邊的總管約翰·亨特一起待一周。亨特后來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兩名首席運營主管之一，而且總裁唐納德·基奧顯然是看中了他，想讓他做可口可樂的下一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于是，我對羅伯特說薩姆讓我周四去馬尼拉。 　　“什么事？”羅伯特問。 　　“我也不清楚，好像是關于一家合資企業的事。”我回答。 　　“別去，”羅伯特不同意，但他心里清楚我不去是不行的。“他們正在那邊收拾爛攤子。” 　　我即刻返回了悉尼，很快就登上了去馬尼拉的班機。飛機降落在一個破舊的機場上，我看到約翰·亨特正在舷梯的下邊等著我。 　　原來，可口可樂公司對我的人事安排又有了大的變化，亨特和我的事業發展將令人愉快地結合在一起。 第 1 2 3 4 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