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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序言
歷史總會見證這樣的時刻：全世界人民似乎聯合起來反抗，高呼情況不對頭，必須要變革。那正是喧囂的1848年和1968年所發生的情況，那兩次多事之秋都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誕生，或許2011年也將被證明是這樣一個歷史時刻。 開始于北非海岸線上一個小國家突尼斯的一場青年起義波及附近的埃及并蔓延到中東其他國家。在有些國家，抗議的火花似乎暫時熄滅了；但在另一些國家，小規模的抗議卻促成了劇烈的社會變革，推翻了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亞的卡扎菲這樣執政許久的獨裁者。很快，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紛紛走上街頭，游行示威。 整個2011年，我很高興應邀訪問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等國家，并在馬德里的麗池公園、紐約的祖科蒂公園見到了抗議者，在開羅還與一些參加過解放廣場示威活動的青年男女進行了交流。 在我們交流的過程中，我清楚地覺察到：盡管具體的抗議原因因國而異，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與西方國家的大不相同，但是這些抗議之間卻存在著某些共同的主題，一種普遍的理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是失敗的，并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 抗議者是對的,情況的確有些不對頭。我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應該做的與實際做的二者之間的差距已經變得越來越大，難以忽視。世界各國政府沒有致力于應對包括持久失業在內的各種關鍵經濟問題；并且隨著公平這一普世價值觀被少數人的貪婪侵犯，人們的不公平感變成了一種背叛感。 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人起來抗議獨裁統治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厭倦了那些陳腐僵化并且以全社會其他人為代價來保護自身利益的領導者，同時這些青年人又沒有機會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呼吁變革。不過，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也同樣失敗了。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對選民承諾“變革，你可以相信”，但他隨后推出的經濟政策在很多美國人看來與以往的并沒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希望就體現在這些得到父母、祖父母和老師支持的年輕抗議者身上。他們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并不想推翻現行制度，他們仍然相信民選制度或許行得通—只要政府還記得要對人民負責的話。抗議者走上街頭的目的就是推動制度發生變革。 2011年5月15日開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動中，年輕的抗議者打出的口號是“憤怒的一代”，他們的憤怒源于金融界某些人士的不良行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了40%。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也喊出同樣的心聲：一邊是許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邊是銀行家坐享大筆獎金，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真的讓人惱火。 但是美國抗議活動的焦點很快就超出華爾街觸及美國社會更廣泛的不平等現象。年輕的美國抗議者把口號變成了“那99%的群體”，這口號與我先前為《名利場》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相呼應：“1%的群體所有、所治、所享”，該文描述了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一種向上層群體傾斜的政治體制。 當今有三大主題響徹全球：第一，市場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它們顯然既無效率也不穩定；3第二，政治體制并沒有糾正市場失靈；第三，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盡管本書關注的是存在于當今美國和其他某些發達工業化國家中過度不平等的現象，但本書也解釋了這三大主題是如何密切相連的：不平等是政治體制失敗的成因和后果，不平等也造成了經濟體制的不穩定，經濟體制的不穩定又加劇了不平等—這種惡性下降式螺旋使我們順勢而下，要突破這種困局只能通過如我下文所述的協調一致的政策。 在聚焦不平等問題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下美國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廣泛的市場失靈現象，權當做一番鋪墊。 市場失靈 很顯然，市場并沒有像它們的鼓吹者宣稱的那樣有效運行。市場本應該是穩定的，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表明市場可以變得極其不穩定并產生破壞性后果。銀行家們不惜冒險，如果不是政府援助的話，這些冒險會將他們自身和整個經濟卷入漩渦。不過，當我們仔細審視經濟體制時，就會發現這并非偶然：銀行家們是受到激勵才這樣冒險的。 市場的優點本應是它的效率，然而現在的市場顯然不是有效率的。經濟學最基本的法則是需求等于供給，這是經濟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但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存在著大量未滿足的需求，比如，使窮人擺脫貧困所需的投資、促進非洲和其他大洲欠發達國家發展所需的投資、改進全球經濟以應對全球變暖挑戰所需的投資。同時，我們又有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資源—閑置或者產能沒有達到最大化的工人和機器。失業，尤其是市場不能為眾多公民創造工作的結構性失業是最嚴重的市場失靈，是無效率的最大根源，也是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 截至2012年1月，大約有2 500萬想找到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不能如愿以償。 在美國，數百萬家庭失去了住房。到2012年5月，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失去住房的家庭已經達到了800萬，還有400萬家庭面臨失去住房的危險。于是我們看到了一邊是空置的住房，另一邊是無家可歸的人們。 但即便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也并沒有實現預期的承諾：雖然GDP有所增長，但多數美國公民看到自己的生活標準受到了侵蝕。如第1章所述，對多數美國家庭而言，即便在經濟衰退開始之前，他們的收入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后就已經低于10年前了。美國雖然制造了一部了不起的經濟機器，但顯然這部機器只為處于上層的人服務。 形勢嚴峻 這本書是關于為什么對于多數美國人而言美國的經濟體制是失敗的，為什么不平等加劇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以及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本書所持的觀點是我們為不平等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經濟體制不穩定、缺乏效率、增長不足，并且民主陷于危機。更糟的是，由于多數美國公民認為美國經濟體制會失敗，政治體制又似乎為金融界所控制，因此，他們對于美國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和全球影響力的信心都減弱了。現實表明，美國不再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國家，而且金融界侵蝕了我們長期標榜的法治和正義，這使得我們的民族認同感也陷入了危機。 在有些國家，占領華爾街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二者也確實有共通之處：都認為情況不對頭，都相信變革有可能。然而，問題并不在于全球化不好或是根本就是錯的，而是許多政府管理全球化的效果太差—完全是為了滿足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和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聯系既可以有效促進繁榮也可以迅速傳播貪婪和苦難。市場經濟也是如此：市場的力量相當強大，卻沒有內在的道德品質。我們必須決定如何管理市場經濟。過去200年來，市場的最大貢獻體現在促進了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的極大提升—這種提升遠遠超過先前2000年的總和。雖然政府在這些進步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事實通常得不到自由市場倡導者的承認。另一方面，市場也能積聚財富，也會把環境成本傳遞給社會，還會虐待工人。鑒于這些原因，顯然市場必須被馴化和調和，才能確保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而且馴化和調和必須反復進行，才能確保市場繼續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在美國歷史上，這種情況曾出現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當時競爭法案第一次被引入；也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當時社會保障、就業、最低工資等相關法律被引入。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傳遞的信息，都是市場必須再一次被馴化和調和。不這樣做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在一個普通民眾可以表達內心想法的民主國度，如果市場體系年復一年地使這些民眾的生活越來越糟，那么就難以維持一種開放和全球化的市場體系，至少不是以我們所知的形式維持。二者之一必須做出讓步—要么是我們的政治，要么是我們的經濟。 不平等與不公平 即便本身是穩定和有效率的，市場也經常會造成高度的不平等，從而給人以不公平的感覺。現代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如第6章所述）揭示了個體對于公平的重視。造成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的原因正是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不公平感，而不是其他什么東西。在突尼斯、埃及和中東的其他國家，游行示威的爆發并不僅僅因為工作難找，更是因為有限的工作機會都給了有政治背景的人。 在美國和歐洲，情況似乎更公平些，但也僅限于表面。那些以最優成績畢業于最好學校的人就有更好的就業機會。這種制度的弊端在于，富有的家長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進最好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于是這些學生日后就有更大的機會進入精英大學。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游行示威者說出了他們的心聲，這就是為什么盡管示威者的人數相對不多，卻獲得了2/3美國人的支持。如果對這種支持有任何懷疑的話，不妨看看這個事實：紐約市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Bloomberg）剛一表示他要清除靠近華爾街的祖科蒂公園示威者的營地時，示威者幾乎在一夜之間就收集到了30萬個簽名來支持示威活動，5并且這種支持不僅來自窮人和對政府心懷不滿的人。警察把奧克蘭市中心的示威者營地以暴力手段遣散了，雖然這在第3天參加抗議游行的3萬人看來似乎過于粗暴，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警察還是表達了對示威者的支持。 金融危機給予了人們一種新認識：我們的經濟體制不但沒效率、不穩定，而且根本不公平。事實上，在危機余波未了之際的最近一次民意測驗中，幾乎一半以上的人持這種看法。6這種看法是有確鑿理由的：金融界的許多人（我稱之為“銀行家”）得到超額獎金，而那些受到因這些銀行家引發的金融危機沖擊的人們卻連工作都丟了；政府能幫助銀行渡過難關，而對那些并不是因為自身錯誤而數月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就連延長他們的失業保險都不愿意；7對于那些失去家園的數百萬民眾，政府除了給予象征性的幫助，其他什么也沒提供。金融危機當中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決定人們相對工資的并不是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其他東西：銀行家拿到了大筆報酬，即便他們對社會甚至對自己所在公司的貢獻都是負的。精英們和銀行家們獲得的財富似乎來自于他們能夠并且愿意利用其他人。 美國價值觀中關于公平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方面就是機遇。美國一直視自己為一個機遇平等的國度。霍瑞修愛爾杰（HoratioAlger）的小說描寫從社會底層打拼到上層的成功人士，這正是“美國夢”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們將在第1章中解釋的，視這個國家為充滿機遇的“美國夢”越來越蛻變成由軼事和故事所強化而不是由數據所支持的一個夢想、一個神話。現在美國人從底層奮斗到上層的機會少于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們。 還有一個對應的神話，富不過三代，就是說上層群體必須努力工作才能保持地位，否則他們（或者他們的后代）就會迅速滑向社會底層。但是正如第1章將詳細講述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個神話，因為上層人物的后代仍更有可能繼續待在那個位置。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和全世界的年輕抗議者都把他們父母和政客說的話當真了—就像50年前在民權運動中美國青年所做的那樣。當時，在非裔美國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美國年輕人審視了平等、公平、公正等價值觀，發現美國的政策亟須完善。今天，他們就美國經濟和司法體系的運行效果審視了同樣的價值觀，發現該體系對于美國窮人和中產階級而言也是不盡如人意的—不僅是對少數民族，對各種背景的多數美國人也是如此。 假如奧巴馬總統和美國的司法制度能對那些把經濟帶到崩潰邊緣的家伙判定某種“瀆職罪”的話，那么也許可以說該制度還是起作用的，至少還體現了一定的問責制。然而實際上，那些本該被定罪的人卻常常沒有被指控；就算他們被指控了，通常他們也會被判無罪或者免于定罪。對沖基金業內的幾個人因為內部交易被定了罪，但這不過是個次要事件，只是為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引發這場危機的不是對沖基金而是銀行，但銀行家幾乎個個逍遙法外。 如果沒有人被問責，如果沒有人因為所發生的一切受責備，那么就說明問題出在了我們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 從社會凝聚到階級斗爭 在對于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爭論中，“我們是那99%的群體”這一口號或許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美國人總是回避階級分析，一直喜歡把美國看成一個中產階級國家，那種看法把我們凝聚到了一起。上層階級與底層階級之間、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是應該存在區分的。但是如果一個基于階級的社會是指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向上遷移的前景非常黯淡，那么美國可能比舊時歐洲更強調階級差別；事實上，當前美國的階級差別遠大于歐洲。8那些屬于99%群體中的人們雖然仍遵循著“我們都是中產階級”的傳統，卻稍微有些調整：他們意識到實際上他們并不是一起向上遷移的。絕大多數是一起受苦，而最上層的1%群體卻過著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那99%群體的運動標志著打造一個新聯盟的企圖—一種新的民族認同感，它不是基于杜撰的普遍中產階級，而是基于我們經濟和社會中存在的經濟差距的現實。 多年以來，美國社會上層人群與其他社會成員似乎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們提供給你們工作和繁榮，但你們要讓我們拿走大筆的獎金；你們大家也能分到一份，不過我們的份額要更大。但時至今日，貧富階層之間這份一直都很脆弱的默契終于破碎了。那些屬于1%群體的人們攫取了社會財富，留給那些屬于99%群體的人們的只有焦慮和不安。換言之，絕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就沒有從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獲益。 我們的市場體系正在侵蝕基本價值觀嗎 雖然此書關注的是平等與公平，但另一種基本價值觀似乎也受到了我們體制的沖擊—公平競爭感。一種基本價值觀念的存在本應使那些違背該價值觀的人有罪惡感，比如那些從事掠奪性貸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時炸彈的抵押貸款放給窮人的家伙、那些設計了各種“計劃”造成幾十億美元透支從而收取過高手續費的家伙。然而令人詫異的是，有罪惡感的人微乎其微，有揭發行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們的價值觀念出了某種問題，于是不擇手段來實現掙更多錢這一目的，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表現為剝削我們中最窮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對于所發生的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個字來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界和其他領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問題。當一個社會的規范以很多人喪失道德指南的方式發生變化時，這足以說明該社會出了大問題。 資本主義似乎已經改變了那些被它俘獲的人們。那些初到華爾街工作的都是最聰明的人，除了上學時成績更優秀，他們與大多數美國人沒什么不同。但當這些人發現在華爾街的工作就時間而論少得離譜但相應工資收入卻高得驚人時，他們就把那些曾經擁有的夢想像尋求救世良方、創造新興產業或幫助窮人脫貧都拋到腦后了。隨后頻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夢想不僅被擱置一旁，而且被徹底遺忘了。 因此，人們對于大公司（不僅是金融機構）有一大堆的不滿也就不足為奇了。比如，煙草公司暗地里把它們的有害產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癮，盡管它們試圖使人們相信沒有什么“科學證據”證明它們產品的毒害性，其實它們自己的檔案里存著的都是相反的證據。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同樣花大筆錢試圖使人們相信全球變暖的證據不足，然而美國國家科學院以及其他科學機構都提供了充分證據表明全球變暖。正當美國經濟尚未擺脫金融界違法行徑的重創時，英國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顧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謹慎的石油開采不僅危害了環境，而且還威脅到墨西哥灣以捕魚業和旅游業為生的數千人的生計。 如果市場果真兌現了諾言，改善了多數公民的生活水準，那么所有的企業原罪、所有的社會不公、環境受到的創傷、窮人受到的剝削等一系列問題或許都可以被原諒了。但是對于年輕的憤怒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議者而言，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實現諾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結果—不平等、污染、失業。最嚴重的是，價值觀墮落到了極點：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會被追究責任。 政治體制失敗 政治體制似乎和經濟體制一樣失敗。鑒于世界各地年輕人的高失業率—西班牙將近50%、美國將近18%，11也許令人感到詫異的不是最終爆發了抗議活動，而是為什么過了這么久才爆發。失業的人們，包括那些讀書刻苦、做事循規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慣于說的“規規矩矩行事”）年輕人，面臨著一個嚴酷的選擇：要么保持失業，要么接受一份遠遠低于他們水平的工作。很多時候甚至連選擇都沒有：因為壓根兒就沒有工作可干，而且持續好幾年。 對于為何過了這么久才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一種解釋是，在經濟危機開始之初，人們對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體制能發揮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機的家伙繩之以法并迅速修復經濟體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們才逐漸認清我們的政治體制失敗了，因為它沒能阻止危機爆發、沒能控制不斷增長的不平等、沒能保護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們、沒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為。認清這些之后，抗議者才走向街頭。 美國、歐洲和世界其他民主國家的人們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為驕傲。但抗議者對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質疑。真正的民主不僅僅是每隔兩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選舉的權利，民眾選舉必須要有意義，政客們必須要傾聽選民的意見。但越來越多的情況（尤其在美國）中政治體制似乎更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體制不但沒有糾正市場的失敗反而強化了這些失敗。 政客們雖然在演說中指出我們的價值觀和社會都出了問題，但隨后他們還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場體制嚴重失敗過程中執掌金融機構的CEO和其他企業高管擔任政府要職。我們本不應該期望并不成功的體制的設計者能夠重建該體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對大多數公民奏效—果然這些設計者們失敗了。 政治失敗和經濟失敗是相關的，它們彼此相互強化。一種放大了富人意見的政治體制會提供充分的機會制定并執行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的設計不僅不能保護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剝削，而且會進一步以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實引出了本書的核心論點之一：盡管也許有潛在的經濟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場，并且是以社會其他人利益為代價、以有利于社會上層群體的方式塑造了市場。任何一個經濟體制都必須有規則和規章，必須在一個法律框架中運行。有很多種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種框架對于增長、效率、穩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響。經濟精英們推出了一種有利于他們自己卻無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這種框架下的經濟體制既無效率也不公平。我將解釋這種不平等是如何反映在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做的每一個重要決策中—從我們的預算到我們的貨幣政策甚至到我們的司法體系。我也將表明這些決策本身是如何加劇了這種不平等。 對金錢利益集團如此敏感的政治體制就難免受到影響。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權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與經濟之間形成了一種惡性關系。二者共同塑造著包括社會習俗和制度在內的社會力量，同時也被這些社會力量塑造著。社會習俗和制度強化了這種日益嚴重的不平等。 抗議者所要求的和他們所實現的 也許相比大多數政客而言，抗議者更能抓住問題的實質。一方面，他們要的如此之少：一個能發揮自己技能的機會，一份能掙得體面工資的工作權利，一個較為公平的、能對他們施以禮遇的經濟和社會。在歐洲和美國，抗議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進式的。另一方面，他們要的也很多：一種注重人而非金錢的民主制度，一種能兌現諾言的市場經濟。這兩個要求是相關的：不受約束的市場無法良好運行，這點我們已經看到了。為了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行，就必須有適當的政府調控，而要有適當的政府調控，我們就必須有一種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層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議者被批判為盲目行事，但這種批判忽略了抗議運動的意義所在。這些抗議運動其實是對政治體制感到沮喪的表達，甚至是對有選舉制國家的選舉過程感到沮喪的表達。它們給當政者敲響了警鐘。 抗議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智囊團、政府機構和媒體都證實了抗議者指控的合理性—不僅市場體系出了問題，高度難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問題。“我們是那99%”這一口號已經滲透到民眾意識當中。沒有人能確定抗議運動會走向何方。但是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這些年輕抗議者已經改變了公共話語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識。 結語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抗議運動之后的幾個星期，我寫下了下面這段文字（作為我發表在《名利場》雜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當我們凝視著大街上那高漲的民眾熱情時，我們不禁自問：這場運動何時會蔓延到美國？在很多重要方面，我們自己的國家已變得很像這些遙遠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幾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會頂層的極少數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體。 不出幾個月的時間，這些抗議運動就蔓延到了美國。 本書試圖深度闡釋發生在美國的一個方面—我們是如何變成了一個如此不公平的、機會越來越少的社會，這種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我們國家偏離了初衷有多遠。不過仍然還有希望。還有其他備選框架能更好地服務于整體經濟，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務于廣大公民。這種備選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場與政府之間有一種更好的平衡，這種觀點得到現代經濟理論和歷史證據的同時支持，13對此我稍后將加以解釋。在這些備選框架中，政府承擔的一項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當市場過程的結果大相徑庭的時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時會說再分配的成本過高。他們聲稱抑制因素過多，窮人和中間層人士的所得遠不能彌補上層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經常爭論道，我們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須以經濟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為代價。正如我將顯示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我們的現有體制一直不斷地把財富從社會底層和中層轉移到上層，但這種體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層的所得遠遠少于中層和底層的所失。實際上，我們為日益加劇和超大規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價：不僅是增長放慢和GDP降低，甚至還有更多的不穩定。這還不包括我們付出的其他代價：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義感，甚至還有我先前提到的對民族認同感的質疑。 幾句提醒的話 我經常寬泛地使用“那1%的群體”這一表述方式來提及上層人士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有些情況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實是一個更小的群體—那1%群體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況下，比如在討論享受精英教育時，所指的群體就更大一些，也許是總人口的5%或10%。 讀者也許認為我對于銀行家和公司CEO談論過多，對于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后果也談論過多，尤其是在美國的不平等問題由來已久的情況下。這不僅是因為銀行家和公司CEO已經成為公共輿論的鞭撻對象，更重要的是，他們象征著問題的所在。很大一部分來自上層的不平等是與金融界和公司CEO有關的。不僅如此，這些領導者還幫著塑造了我們對于什么是好經濟政策的看法，除非并且直到我們了解了這些看法錯在哪里，以及這些人是怎樣以其他人為代價謀取私利的，我們才能夠重新制定政策，以確保重建一種更加平等、更為高效、更有活力的經濟。 任何一本像此書一樣的通俗讀物都少不了許多一概而論，這在滿是限定條件和注釋的學術著作看來是不夠恰當的。對此，我預先道歉，并建議讀者去參閱那些我在本書最后“注釋”部分所推薦的學術著作。同樣我也要強調，當我在斥責“銀行家”時，我過分簡單化了。我所認識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贊同我的大部分觀點的。他們中有些人反抗濫用職權行為和掠奪性貸款；有些人想遏制銀行的過度冒險行為；有些人認為銀行應該關注核心業務。甚至有幾家銀行就是那樣做的。但是很顯然，大多數重要的決策人物并沒有那樣做：不論是在危機開始前還是發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響的金融機構的行為方式的確應受到批判，而且必須要有人承擔責任。我所斥責的“銀行家”正是那些決定參與欺詐和不道德行為的人，是那些創造出促進這類行為的企業文化的人。 為本書提供思想的人 像這樣的一本書依賴于數百名研究者的理論學識和實踐知識。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資料匯集起來不是件容易的事，對于給為何會發生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提供一種解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為什么富人變得更富有？為什么中產階級被掏空？為什么窮人數量不斷增加？ 盡管我在本書各個章節的注釋部分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謝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別提及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Saez）和托馬斯匹克提（Thomas Piketty）艱苦細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東尼阿特金森勛爵（SirAnthony B.Atkinson）40多年的工作的話，那我就顯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我這本書的一個核心部分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的交織，所以我必須要延伸到狹義界定的經濟學領域之外。我在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Institute）的同事托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Rule，比較早地嚴格探究了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即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國家里，金錢顯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與不平等之間的聯系已成為最近許多文章和著作的焦點。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延續了雅各布 S. 哈克（JacobS. Hacker）和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二人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Politics。他們二人都是政治學家，我則是一名經濟學家，但我們都在努力解決同樣的問題，即美國這么嚴重并且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到底該如何解釋。我想問：我們該如何把所發生的這一切與標準的經濟理論協調起來？盡管我們是從兩個不同學科的視角來審視這一問題的，但我們得出了同樣的答案，套用克林頓總統的話就是：“都是因為政治，笨蛋！”（It抯the politics,stupid!）金錢掌握了政治話語權，正如它掌握了市場話語權一樣。這種情況由來已久并且顯而易見，于是促成了一系列關于此話題的書籍的誕生，比如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Lessig）寫的Republic,Lost。人們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正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民主制度，正如兩本書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爾斯（LarryBartels）寫的Unequal Democracy，另一本是諾蘭麥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爾（KeithT. Poole）、霍華德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 但是在一個人人都有投票權（而且根據定義，多數選民并不在那1%的群體里）的民主國家里，金錢到底為何并且如何這么強大有力，一直是個未解之謎，我希望這本書對此能提供一點解答。18最重要的是，我將試圖闡釋經濟與政治二者之間的關聯。盡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不利于我們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書籍所證明），但我要解釋的是，這種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們的經濟。 我自己想說的幾句話 通過寫這本書，我回到了50年前吸引我進入經濟學研究的一個話題。我當年在阿默斯特學院最初學的是物理專業，我喜愛那些描述我們世界的精美數學理論。但是我的心卻在別處，真正吸引我的是當時那些社會和經濟劇變、發生在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在當時第三世界進行的那些爭取發展和反殖民主義的斗爭。這種強烈愿望部分根植于我在美國工業核心地帶—印第安納州加里市的成長經歷。在那兒我親眼目睹了不平等、歧視、失業、經濟衰退。當我還只有10歲時，我就納悶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藹可親的女人在這個看上去特別富有的國家卻只有小學六年級的文化水平，我也納悶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卻來照看我。在當年那個時代，大多數美國人都把經濟學看成一門關于賺錢的學問，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來都不太可能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我生長在一個積極參與政治的家庭，大人們告訴我金錢不是最重要的，金錢從來都買不來幸福；最重要的是為他人服務和追求充實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囂的20世紀60年代，隨著我在阿默斯特學院不斷接觸新思想，我發現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遠遠超過如何賺錢，它實際上是對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種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對數學理論的偏愛投入到這種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就是不平等、它隨著時間的演進以及它對宏觀經濟行為特別是經濟增長的影響。我選用了當時被稱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標準假設，證明了根據這些假設，在個體中應該出現一種朝向平等的聚合。19很明顯，新古典的標準模型出了問題，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長歷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種說經濟是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業或歧視的標準模型是有問題的。正是認識到這種標準模型無法準確描述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我開始尋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場不完善、特別是信息不完善和“無理性”都發揮著重要作用。20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這些觀念深入發展并贏得經濟學界某些人士的認可，相反的觀點—市場運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預的話，就會運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話語中。如同我先前所寫的那幾本書，這本書也試圖糾正誤解、陳述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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