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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美國的1%問題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后而來的大衰退，把眾多美國人拋向了一種功能失調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流離失所者的行列。五年后的今天，想找一份全職工作的六個美國人中仍有一個人找不到；已有大約800萬個家庭失去了住處，另有數百萬個家庭將收到銀行提前收回房屋的通知；甚至還有更多的美國人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終生積蓄蒸發掉。樂觀主義者不斷看到的經濟復蘇跡象，即使有些是真實的預兆，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實現經濟復蘇進而實現充分就業，最快也要到2018年。可是，很多人在2012年開始之前就已經放棄了希望：那些在2008年或2009年就失去工作的人已經花光了他們的存款，失業救濟金也用完了，曾一度自信會馬上重返工作崗位的中年人逐漸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是被強制退休了。剛從大學畢業的欠了幾萬美元債的年輕人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在金融危機開始之初搬到了朋友家或親戚家住的人現在已經變得無家可歸了。在房地產繁榮時期購買的住房至今仍在市場上擱置或者降價出售；更多的房子仍舊空無一人。前十年金融繁榮埋下的隱患最終徹底暴露出來了。 　　已為公眾所知的市場經濟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國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的可持續性都受到了挑戰：富人變得愈富，而其他人卻面臨著與美國夢不相稱的困苦。美國有窮人和富人這一事實眾所周知；即便這種不平等不是單純由次貸危機和隨后的經濟衰退引發的（這種不平等是在過去30年里形成的），但是這場危機的確使事態惡化了，以至于人們不能再對這種不平等視而不見了。中產階級受到了嚴重擠壓，其狀況將在本章稍后展現；社會底層群體的痛苦更是顯而易見，一方面由于美國社會安全網的弱點日益明顯，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支持計劃（其在量上本來就是不足的）被進一步削減了。但是在整個過程中，最上層的那1%人群卻設法占有了國民收入的巨大比例—超過了1/5，盡管他們的有些投資是賠錢的。 　　當我們對收入分配隨意進行切分時，就會發現存在著更大的不平等，這種甚至出現在最上層的那1%人群內部；其中0.1%的人得到的錢比其他人都多。截至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財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國家財富的1/3。收入不平等的數據只能使人迅速了解單一時點上的經濟情況，但這正是為什么有關財富不平等的數據讓人如此不安—財富不平等遠遠超過了收入逐年變動所體現的差異。此外，財富還更清楚地描述了人們在獲得資源方面的差異。 　　美國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變成一個疏遠的社會。在新千年的最初五年（2002～2007年）里，上層的1%群體攫取了比國民總收入65%還要多的財富。當上層的1%群體收入驚人時，大多數美國人的境遇實際上變得更差了。 　　如果富人變得更富有，同時處于社會中層和底層的人也過得很好，特別是上層群體的努力對其他群體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話，那情況就另當別論了，我們就應該祝賀上層群體的成功并感謝他們的貢獻。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美國中產階級覺得自己受苦已久，這種感覺是有依據的，因為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30年里，他們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實際上，一個典型的全職男工的收入在過去1/3世紀里是停滯不前的。 　　這場金融危機加重了這些不平等，其表現形式不僅是更高的失業率、失去的家園和停滯不前的工資。雖然富人們在股市損失更為慘重，但他們卻恢復得又好又快。事實上，自經濟衰退以來所謂的“復蘇”的收益絕大部分都進入了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口袋：與2009年相比，2010年美國所創造的額外收入中的93%都為最上層的1%美國人所得。10窮人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隨著平均房價從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多，那些肩負大筆抵押貸款的大批美國人眼看著自己的財富基本上消失殆盡。在社會頂層，企業CEO們能夠非常成功地維持他們的高工資；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到2010年，CEO的年薪與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比率—243 : 1。 　　對于美國正在走向的這種不平等，世界上很多國家提供了令人不安的例子，情況不容樂觀：有錢人住在高檔社區，由一大群低收入工人服侍著；在不穩定的政治制度中，平民主義者向民眾許諾生活會更好，結果卻令人失望。也許最重要的是，人們心中沒有了希望。在這樣的國家里，窮人們知道他們擺脫貧困的前景非常渺茫，更別說躋身社會上層了。這不應該是我們所努力爭取的東西。 　　在本章中，我將鋪陳美國不平等的范圍以及它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影響了數百萬美國人生活的。我描述的不僅是我們怎樣變成了一個更加分化的社會，還有我們如何不再是那個曾經充滿機遇的國度。我將討論一個出生在社會底層的人上升到上層甚至中層的可能性極低。 今天美國所面臨的不平等和機遇缺失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能簡單視為是由無情的市場力量所造成的。稍后各章將描述這種不平等的起因，它給我們的社會、民主制度和經濟所造成的代價，以及怎樣才能減少它。 　　水漲未必船都高 　　盡管美國一直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但所存在的不平等（或者至少是當前這種高度的不平等）卻是個新話題。大約30年前，收入者中最上層的1%群體只得到了全國收入的12%。雖然那種程度的不平等也不應該被接受，但是從那以后，貧富收入差距變得愈發驚人，以至于到了2007年，最上層1%群體的平均稅后收入達到了130萬美元，而最底層20%群體的平均稅后收入卻只有17 800美元。15最上層1%群體一周的收入都比最底層1/5群體全年的收入多出40%；最上層0.1%群體一天半的收入幾乎相當于最底層90%群體一年的收入；最富有的20%群體的稅后總收入超過最底層80%群體的總收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戰”）后的30年里，美國整體一起增長—每個社會群體的收入都增長了，特別是底層群體的收入比上層群體的收入增長得更快。美國為生存而戰給予了國民一種新的團結感，并促成了像《軍人安置法案》（GI Bill）等一系列有助于這個國家更為緊密團結的政策。 　　但是在過去的30年里，我們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分化的國家；上層群體的收入增長得最快，但底層群體的收入實際上在下降。（這并非是一種持續的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底層和中層群體曾一度收入很好。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從2000年左右開始，不平等以一種更快的速度加劇了。） 　　上一次達到我們今日所見的令人震驚的程度的不平等還是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爆發之前的年代里。當時我們所見的不穩定和最近我們所見的不穩定都與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密切相關，對此我將會在第4章加以解釋。 　　我們如何解釋不平等的這些起起落落的格局將是第2章和第3章的話題。此刻，我們只是簡單地指出，1950～1970年期間不平等的顯著減少部分上歸功于市場的發展，但更多地要歸功于政府的政策，比如通過《軍人安置法案》為廣大退伍軍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以及“二戰”期間制定的高累進稅制度。然而，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之后的年代里，市場收入的差距變大了，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期間，政府為克服市場中存在的不平等而設計的各項舉措都取消了，對上層群體的稅收降低了，社會福利計劃也削減了。 　　市場力量（也就是供求定律）當然不可避免地在決定經濟不平等的程度時起著一定作用。但是同樣的力量在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也同樣發揮著作用。甚至在標志著21世紀頭10年的那種不平等爆發之前，美國就已經有了比幾乎歐洲所有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都更高的不平等和更少的收入流動性。 　　不平等的趨勢是可以被逆轉的。其他幾個國家已成功地這樣做了。巴西一直是世界上存在最高程度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巴西意識到了不平等給社會和政治造成分裂以及長期經濟增長造成的危害。于是整個社會達成了一種政治共識，即必須要采取一定行動。在卡多索總統的領導下，國民教育經費大規模增長，包括對窮人的教育經費。在盧拉總統的領導下，大筆的福利支出用以減少饑餓和貧困。不平等減少了，經濟增長提高了，社會變得更穩定了。盡管巴西仍然比美國有更多的不平等，但是當巴西相當成功地致力于改善窮人的困境并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時，美國卻允許不平等和貧困進一步加劇。 　　更糟糕的是，在美國，政府政策對于不平等的產生一直起著關鍵作用。如果我們要逆轉不平等的趨勢，我們就必須取消那些使美國變成了經濟上最為分化的發達國家的政策，此外，我們還要采取進一步行動來減少那些本身由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針對當前這種程度的不平等，有些辯護者聲稱，雖然這種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但是采取任何做法都會代價過大。他們認為，要讓資本主義創造奇跡，那么高度不平等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高度不平等是經濟的必要特征。畢竟，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應該也必須受到獎勵。某些不平等的確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人愿意比其他人干得更賣力、工作時間也更長，對這些人的辛苦付出，任何運行良好的經濟體制都必須獎勵他們。但是本書將告訴讀者，今日美國的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它的產生方式實際上既削弱了增長也破壞了效率。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市場扭曲造成的，即市場提供的激勵不是引向創造新財富而是引向攫取別人的財富。因此，另一種情況就不足為奇了：當不平等程度較低時以及各階層一起增長時，我們的增長就更為強勁，這不但發生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里，在最近的20世紀90年代里也出現過。 　　涓滴經濟學 　　不平等的辯護者（有很多這樣的人）提出相反的論調，他們認為給上層群體更多的錢會有益于每一個人，部分原因是那樣做會產生更大的經濟增長。這是一種被稱為“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想法，這種想法由來已久—并且也一直遭到懷疑。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高度的不平等并沒有帶來更多的經濟增長，大多數美國人實際上發現自己的收入下降或者停滯不前了。最近這些年美國所經歷的恰好是涓滴經濟學的反面：聚集到上層群體的財富是以犧牲中下層群體為代價的。 　　我們可以以分餅為例來思考所發生的這一切。假設這張餅被平分，那么每個人都會得到同樣大小的一塊，因此最上層的1%群體也僅得到這張餅的1%。但實際上，他們得到了非常大的一塊，差不多是整張餅的1/5，那也就意味著其他每個人得到的那一塊變小了。 　　現在，那些信奉涓滴經濟學的人把這稱為妒忌政治學。他們強調，人應該關注的不是所得那塊餅的相對大小而是絕對大小。給富人更多的錢會使整張餅變大，因此即便中下層群體得到的那份餅相對較小，但其實也是變大了的。我希望真有那么回事，但其實不然。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正如我們注意到的，當不平等加劇時，經濟增長放緩了—大多數美國人所得到的那塊餅也縮小了。 　　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年輕人（年齡在25～34歲）現在的生活變得更艱難了；那些只受過高中教育的人看到自己的實際收入在過去25年里下降了1/4多。即便是那些有著本科或者更高學歷的人的家庭收入狀況也不好—他們的中位數收入（經通脹調整后）從2000～2010年下降了1/10。（中位數收入是指在一系列收入數據中，以中間一點的收入為標記，左側的一半收入數據小于它，右側的一半收入數據大于它。） 　　稍后我們將證明：既然自上而下的涓滴經濟學不起作用，那么自下而上的涓滴經濟學也許有效果：通過給予中下層群體更多財富，包括上層群體在內的所有人都可能受益。 　　美國不平等的概況 　　關于美國的簡單情況是這樣的：富人變得更富有，富人中的最富群體更是如此；窮人不但變得更窮，而且數量也更多；中產階級正在被掏空，他們的收入不是停滯就是下降，他們與真正富人之間的差距在增大。 　　家庭收入差異與工資差異及財產和資本收入差異都有關系—而后兩種差異中的不平等都在增加。就像隨著總體不平等一直在增加，工資的不平等也一直在增加一樣。比如，在過去30年里，低工資人群（底層的90%群體）的工資只漲了大約15%，而上層的1%群體的工資卻漲了差不多150%，最上層的0.1%群體的工資漲了300%還要多。 　　同時，財富的變化更為驚人。在這場危機爆發前的25年里，盡管每個人都變得更富有了，但是富人變得更富的速度更快。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中底層群體的財富大多體現在他們的住房價值上，屬于幻影財富（phantom wealth），因為房價充滿泡沫。盡管在危機當中人人都有損失，但是上層群體迅速地恢復了，而中底層群體卻沒有。即便當大衰退造成股價下跌，富人們損失了一定財富后，美國家庭中最富有的1%群體擁有的財富仍然是普通家庭的225倍，幾乎比1962年或1983年的比率翻了一倍。 　　鑒于財富的不平等，因此上層群體攫取了資本收入中最大的一份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大約有57%的資本收入為上層1%群體所獲得。同樣不足為奇的是，上層1%群體得到了從1979年以來資本收入增長部分中更大的一份，大約有7/8，而底層95%群體僅得到了增長部分的不足3%。 　　這些數據雖然令人警醒，卻不足以充分展現當前存在的財富差異。為了對美國的不平等現狀有一個更強有力的解讀，讓我們看一下沃爾頓家族的情況：沃爾瑪帝國的六位繼承人控制著697億美元的財富，相當于美國社會整個底層30%群體的財富。這些數字也許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吃驚，僅僅是因為底層群體的財富如此之少。 　　兩極分化 　　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一個中產階級的國家。沒有人想把自己看成是特權階層，也沒有人想把自己的家庭納入貧困一族。但是近年來，美國的中產階級已經被掏空了，相對于社會底層那些需要較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社會上層那些需要更強技能的工作，那些曾屬于中產階級的“好工作”似乎正逐漸消失。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勞動力的“兩極分化”（polarization）。我們將在第3章討論一些理論來解釋為什么會發生這種現象以及該采取什么措施。 　　好工作的消亡發生在過去的25年里，這類工作的工資也隨之下降，上層群體與中層群體的工資差距也隨之加大。勞動力的兩極分化意味著，一方面更多的錢流向了上層，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滑落到了底層。 　　大衰退使艱難的生活更加艱難 　　美國的經濟鴻溝已變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社會上層的1%群體難以想象底層群體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層群體的生活是怎樣的。考慮一下一個只有一個賺錢者和兩個孩子的家庭。假設這個賺錢者身體健康，能夠每周工作滿40個小時（美國工人平均每周只工作34個小時），工資比最低標準略高，比如說是每小時8.50美元，這樣在支付了社會保障稅之后，他得到每小時8美元的工資，于是他一年工作2 080個小時總共拿到16 640美元。假設他不用繳納所得稅，但是他的雇主每個月扣除他200美元用以支付全家的健康保險，并為他支付每個月550美元保險費用的其余部分。這樣他拿回家的收入是一年14 240美元。如果他運氣好的話，他或許能以每月700美元的價格租到一套兩臥室的公寓（包括各種設施）。去除此項開支，他就剩下5 840美元用以支付全年的所有其他家庭開銷。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他可能也認為汽車是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這樣養車所需的保險費、油費、維修費和折舊費，一年很容易就花去3 000美元。于是這一家只剩下2 840美元—相當于每人每天不足3美元來支付吃穿一類的基本花銷，就更別提那些使生活值得過下去的東西了，比如娛樂。如果哪里出了差錯，就根本沒有緩沖的余地了。 　　隨著美國經濟進入大衰退，對于我們這個假設的家庭以及全國數以百萬計真實的美國家庭而言，有些地方的確出了差錯。工作沒有了，住房（他們的主要資產）的價值暴跌了，而且隨著政府收入的減少，最被人們需要的安全網也被削減了。 　　早在危機爆發前，美國的窮人就生活在災難的邊緣；但是伴隨著大衰退，甚至連中產階級都日益明顯地陷入同樣境地。這場危機充斥著人間悲劇：一次未能支付的抵押貸款升級為房屋的喪失；無家可歸又升級為失業以及家庭的最終破裂。對于這些家庭而言，一次打擊還可以應付，但第二次打擊就應付不了了。由于大約5 000萬美國人沒有健康保險，因此有一個人生病就足以讓全家人吃不消；如果再有第二個人生病，或者失業，或者出車禍，那么整個家庭就沒法活了。事實上，最近的研究表明，迄今為止個人破產中的大多數都牽涉到家庭成員生病。 　　為了看清楚社會保障計劃中微小的變化是如何對貧困家庭產生重大影響的，讓我們再回到先前那個假設的例子，那個年收入只剩下2 840美元的家庭。隨著經濟衰退的持續，很多州削減了對兒童保育的資助。比如，在華盛頓州，兩個孩子的保育費平均是每月1 433美元。如果取消了對兒童保育的公共資助，那么這筆開銷會立刻耗掉我們那個假設家庭所剩收入的一半，即每人每天的花銷還不足1.30美元了。 　　一個沒有安全網的勞動力市場 　　但是對于那些失業又找不到工作的人來說，他們面臨著更大的艱難。從2007年11月到2011年11月，全職就業人數下降了870萬，同一時期正常情況下本來會有700萬新人加入勞動者隊伍，這樣算下來真正的就業赤字就超過了1 500萬人。數百萬一而再再而三尋找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放棄并退出了勞動者隊伍；當就業前景對大學畢業生而言都很慘淡時，年輕人就決定繼續留在校園里讀書。那些“失蹤的”勞動者意味著官方公布的失業數據（截至2012年年初，失業率“只有”8.3%）對于勞動力市場的狀態呈現出一幅過于美好的景象。 　　我們的失業保險制度是發達工業化國家里最不慷慨的之一，根本做不到對失業者提供足夠的支持。通常情況下，失業保險只提供六個月。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個充分就業的富有活力的勞動力市場意味著大多數想找工作的人都能在短時間內找到，即便這份工作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或技能。但是那種情況在經濟大衰退期間就不復存在了，失業者中差不多有半數是長期找不到工作的。 　　雖然享受失業保險的期限延長了（通常要經過國會一番艱苦的辯論），但即便如此，當救濟金期滿時，數百萬美國人還是發現自己處于失業中。隨著經濟衰退和疲軟的就業市場進入到2010年，我們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99周失業者”—那些處于失業狀態超過99個星期的人們，并且即便身處美國情況最好的州，即便得到聯邦救助，他們仍然受到冷遇。他們找過工作，但就是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每一份工作有四個求職者盯著。考慮到要花費大量的政治資本才能使失業保險延伸到52、72或者99個星期，因此幾乎沒有政客提議為99周失業者做些什么。 　　2011年年底由《紐約時報》做的一項民意測驗揭示了美國失業保險制度存在不足的程度。當時只有38%的失業者得到失業救濟金，而大約44%的失業者從未得到過。在那些得到資助的人中，70%的人覺得在他們沒有找到一份工作之前，救濟金就極有可能或很有可能到期了。3/4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說，救濟金遠遠少于他們先前的收入。不足為奇的是，超過一半的失業者由于找不到工作而產生了情緒或健康問題，卻得不到治療，因為超過一半的失業者根本就沒有健康保險。 　　很多中年失業者看不見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前景。對于年齡超過45歲的人而言，平均失業時間幾乎接近了一年。這次民意測驗中唯一積極的亮點就是那種樂觀的回答，總的來說，70%的人認為他們在接下來的12個月里極有可能或很有可能得到一份工作。看起來美國式的樂觀主義仍然繼續存在。 　　在衰退開始之前，美國在某些方面似乎比其他國家表現得更好。比如，中產階級的工資盡管沒有漲，但至少每個人都還能找到一份工作。這就是長期吹噓的所謂“靈活勞動力市場”的優勢。但是金融危機顯示，隨著美國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像歐洲勞動力市場—失業率不但高而且持續時間長，這種優勢也似乎正在消失。年輕人很沮喪—但是我推測，當他們得知當前這種趨勢預示著什么時，他們就會愈發沮喪：那些長時間失業的人比起那些有相似條件但卻幸運地找到了工作的人，終身就業的可能性要低。另外，即使當他們找到了一份工作，所得工資也比后者的要低。實際上，在失業率很高的年份里參加工作，這些人的壞運氣就會體現在他們的終身收入上。 　　經濟不安全 　　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眾多美國人有著這么強烈的不安全感。因為就連那些就業者也知道他們有失去工作的危險，并且由于高失業率和低社會保障，他們的生活也可能會急轉直下。失業意味著失去健康保險乃至他們的住房。 　　那些看上去有穩定工作的人面臨著一種不安全的退休生活，因為近年來美國政府改變了管理養老金的方式。大多數退休福利曾經都是通過養老金固定收益計劃提供的，勞動者可以放心他們退休后的待遇，企業承擔了股市波動的風險。但是現在，大多數勞動者面臨的是養老金固定繳款計劃，勞動者自己要管理起他們的退休賬戶，并承擔起股市波動與通貨膨脹的風險。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如果勞動者聽了金融分析師的建議把錢投到了股市，那么他在2008年就賠慘了。 　　因此大衰退帶給許多美國人三重打擊：他們的工作、他們的退休收入以及他們的住房都處于風險當中。房地產泡沫暫時緩解了人們收入下降可能造成的后果。為了盡力維持他們的生活標準，人們花得比掙得多。事實上，在21世紀頭十年的中期，也就是大衰退爆發前，底層80%的人群花的錢大約是掙的錢的110%。現在既然泡沫破裂了，這些美國人不僅不得不量入為出，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還入不敷出，因為要償還一大堆的債務。那些通過抵押貸款購房的人中，有超過1/5的人處境艱難，所欠房款超出了房子的價值。于是這房子不但沒有成為日后退休養老或者支付孩子大學學費的存錢罐，反倒成了一個負擔。并且許多人還面臨著失去住房的風險，其中不少人已經遭遇這種結局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自房地產泡沫破裂后失去住房的數百萬美國家庭，他們失去的不僅是安身之所，還包括大部分的畢生積蓄。 　　一方面是退休賬戶的損失，另一方面是房產估價6.5萬億美元的損失，普通美國人在這場危機中損失慘重，而那些更窮的美國人剛剛開始實現他們的美國夢（至少他們自己是這么想的，因為他們買了住房并看到住房在泡沫中升值），他們的損失就更慘了。2005～2009年，典型的美國黑人家庭喪失了其財富的53%，其資產僅是普通白人家庭資產的5%，而普通美籍西班牙家庭喪失了其財富的66%。就連典型的美國白人家庭的凈資產也下降很多，到2009年是113 149美元，比2005年損失了16%。 　　生活水平下降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關注的收入水平不但乏善可陳，而且還不能充分反映大多數美國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大多數美國人面臨的不僅是經濟不安全而且還有健康不安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有人身不安全。奧巴馬總統的醫療計劃原本打算擴大覆蓋面，但是大衰退及其引發的預算緊縮卻導致了相反的舉措。窮人所依賴的醫療補助計劃已經被削減了。 　　缺乏健康保險是造成健康狀況下降的一個因素，特別是在窮人當中。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是78歲，低于日本人的83歲、澳大利亞人或以色列人的82歲。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2009年，美國人的壽命總體排名第40位，略低于古巴。美國的嬰兒和產婦死亡率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幾乎差不多；就嬰兒死亡率而言，美國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都差，且不說其他國家了。并且這些不良健康指標主要反映的是美國窮人的悲慘境遇。比如，美國窮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比上層群體幾乎低10%。 　　我們在前面提到，一個典型的全職男工的收入在過去1/3世紀里是停滯不前的，那些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的收入也下降了。為了避免收入下降得更厲害，每個家庭的工作小時數增加了，主要是因為更多的女人像她們的丈夫一樣也參加了工作。我們的收入統計數據沒有考慮到家庭休閑時間的喪失及其對家庭生活質量的影響。 　　生活標準的下降不但反映在嚴峻的經濟現狀中，也反映在變化的社會模式中。越來越多的年輕成年人和他們的父母住在一起：25～34歲的男性中大約有19%，超過了2005年的14%；同一年齡段的女性比例是從8%增長到10%。這些有時被稱為“回巢族”的年輕人被迫待在家里，或者畢業后回到家里，因為他們負擔不起獨立生活。甚至連結婚這樣的習俗都受到了影響，至少就目前而言是這樣，由于他們缺乏收入和安全感。僅在2010年一年，同居但沒結婚的人數就激增了13%。 　　普遍和持久的貧困以及公共教育和其他社會性支出中的長期投資不足的后果也在其他指標中顯現出來，表明我們這個社會并沒有發揮它應發揮的作用：高犯罪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在蹲監獄。盡管目前的暴力犯罪統計數據要好于1991年時最嚴重的情形，但仍然很高，比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情況嚴重很多，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很多貧困（以及不太貧困）街區的居民仍覺得有遭到人身襲擊的危險。把230萬人關在監獄里的費用是浩大的。美國每10萬人中有730人蹲監獄（相當于每100名成年人中有1人），這一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是很多歐洲國家的9～10倍。美國一些州花在監獄上的開支和花在大學上的一樣多。 　　這些方面的開支不是一個運行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的標志。花在“治安”（保護生命與財產）上的錢并不能增加國民福利，僅僅是防止情況變得更糟。但是我們把這些支出和其他任何支出一樣都認為是國家GDP的一部分。如果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導致花更多的錢來防止犯罪，雖然這將顯示為GDP的增長，但我們不應該把它同國民福利的增長混為一談。 　　蹲監獄的人數甚至扭曲了我們的失業人口數據。蹲監獄的人嚴重受教育不足并且來自面臨著高失業的群體。即便他們沒入獄，他們也極有可能會成為已經人數眾多的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真正的失業率可能更嚴重，這種情況與歐洲相比更為嚴重；如果把大約230萬所有蹲監獄的人都計算在內，美國的失業率就會大大高于9%。 　　貧困 　　大衰退使得美國日益縮小的中產階級的日子比以前難過了。但是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尤為艱難，就像本節前面所描述的那個家庭，它試圖依靠比最低工資略高的收入活下去。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只能勉強滿足生活的必需要求，這些人被認為是生活在貧困中，在2010年他們占總人口的15.1%，高于2007年的12.5%。 我們此前的討論應該可以清楚地表明這些人的生活標準有多么低。在社會的最底層，極度貧困（世界銀行用于衡量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指標，每人每天生活費用只有2美元或更少）的美國家庭的數量到2011年時達到了150萬戶，比1996年增長了一倍。“貧困差距”（poverty gap）是指一個國家窮人的平均收入低于官方貧困線的百分比，它是另一個有實質意義的統計數據。美國的貧困差距達到了37%，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達國家的一個“俱樂部”）成員國中排名最差的之一，跟西班牙（40%）、墨西哥（38.5%）及韓國（36.6%）屬于同一類別。 　　貧困程度的另一個展現途徑，就是有多少美國人是依靠政府來滿足他們的基本食物需要—七人中有一人；即便那樣，還是有大量的美國人至少一個月有一次是空著肚子上床睡覺的，不是因為他們在節食，而是因為他們吃不起。 　　對貧困的測量（如同對收入的測量）很困難并且充滿爭議。直到2011年，標準的貧困測量方法才鎖定在政府計劃產生影響之前的收入上，就是上面給出的那些數字，它們反映了在政府沒有提供安全網的情況下，窮人的生活將會是個什么樣子。很顯然，政府的各項計劃的確很重要，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很多政府計劃，像失業保險，提供的只是短期資助，目標人群是那些面臨暫時困難的人。隨著1996年福利制度的改革（《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協調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福利支付也變得有時限性了（聯邦資金一般限定為最多五年）。 　　當我們審視這些政府計劃，同時也更為仔細地考察社會各種群體的不同需要時（農村人住房成本較低，老年人醫療費用較高），我們對于貧困就會有一個更細致的理解：相對于那些沒有把窮人中不同群體的不同情況考慮進去的較早的測量方法，新的測量方法表明農村窮人較少、城里窮人較多、貧困兒童較少、貧困老人較多。根據這種新的測量方法（以及舊的測量方法），貧困人口的數量一直在迅速增加，僅從2009年到2010年就增加了6%，并且新測量方法得出的貧困人口數量甚至高于舊測量方法得出的，因此六個美國人中有一個現在生活在貧困中。 　　《圣經》中所說的“你的周圍總有窮人”也許是對的，但那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有這么多的窮人，或者他們竟然要受這么多的苦。我們是有財富和資源來消除貧困的：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障（Medicare）就幾乎消除了老年人中的貧困現象。其他一些并不像美國一樣富有的國家，在減少貧困和不平等方面比美國做得好。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差不多有1/4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71對他們的困境置之不理的政治選擇會對我們這個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機會 　　對美國基本公平的信仰，即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機會平等的國度，有助于把我們聯系到一起。至少那種信仰是一個美國神話，有力且持久。然而，越來越多的現實表明，那僅僅就是一個神話。當然了，也有例外；不過對于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而言，重要的不是那幾個成功故事，而是社會中底層群體的大多數人處境如何。比如說，他們跨入社會上層的機會有多少？如果美國真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那么一生成功的機會（比如說，最后能擠進社會上層的10%群體）對于一個出生在貧窮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人，和對于一個出生在富有、教育程度高并且社會關系廣的家庭的人，兩者應該是一樣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并且有證據表明情況越來越不是這樣。根據經濟流動性項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統計，“家長受教育的程度與孩子未來的經濟、教育和社會情感等方面的結果密切相關”，這一點在美國比在其他那些更注重這方面結果的國家尤為突出，包括“老歐洲”的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其他講英語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及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丹麥）。另外的許多研究也證實了這些研究結果。 　　機會的減少伴隨著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事實上，不同國家都存在著這一格局—不平等越多，機會平等就越少。不平等持久存在。但讓人尤感不安的是二者的這種關系對美國未來的預示：如果我們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話，近年來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就意味著未來的機會將減少、不平等將增加。那意味著2053年的美國與2013年的美國相比將是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我們在隨后各章討論的由不平等引發的所有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也會隨之變得更糟。 　　美國在社會底層和社會上層的表現尤為差勁：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極有可能一直待在底層，而處于社會上層的人們也極有可能一直待在上層，這種情況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更為明顯。如果機會充分平等的話，最底層1/5的群體中將只有20%的人的孩子會繼續留在那兒。丹麥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繼續留在底層的只有25%。因階級劃分而背惡名的英國做得稍差一點（30%），也就是說這一群體中的人還有70%的機會向社會上層移動。然而，在美國向上移動的可能性明顯小得多（出生在底層群體的孩子只有58%的人能夠脫離這個群體），并且當他們向上移動時，他們只能向上移動一點。最底層的20%群體中將近有2/3的人的孩子留在了最底層的40%群體—這比假如機會充分平等時的情況高出了50%。77同樣，如果機會充分平等的話，底層20%的人就能最后進入到上層的1/5群體。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實現這一目標，但是丹麥（14%）和英國（12%）仍然比美國（8%）做得好很多。同樣的道理，在美國，一旦一個人擠入了社會上層，他就更有可能一直留在那里。 　　還有很多其他方法來總結窮人所處的不利地位。記者喬納森蔡特（Jonathan Chait）讓我們注意到來自“經濟流動性項目”的兩條最有說服力的數據以及來自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 　　 學習成績好的窮孩子比學習成績差的富家子弟更不容易大學畢業。 　　 即便從大學畢業了，窮人家孩子的日子過得仍然不如低成就的富家子弟。 　　這兩種情況都不足為奇：教育是成功的關鍵之一。美國給了社會上層的精英們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但是普通美國人只能得到普通教育，尤其是數學，這個現代生活中很多領域的成功都離不開的科目，教學質量低于一般水平。這一點與中國（上海和香港）、韓國、芬蘭、新加坡、加拿大、新西蘭、日本、澳大利亞、荷蘭及比利時等國家的情況形成對比，那些國家在所有測驗（閱讀和數學）中的表現都顯著高于一般水平。 　　美國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一個明顯反映就是美國知名大學中的學生構成比例：大約只有9%的人來自于底層50%的人群，而74%來自上層25%的人群。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構建了一副圖像，描繪了一個日益分裂的經濟和社會。這種分裂不僅體現在收入數據上，還體現在健康、教育、犯罪等各項數據—可以說，體現在衡量經濟和社會表現的每一項標準上。雖然父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子女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但是機會的不平等甚至早在上學前就開始了—窮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直接面對的不同的生活條件、不同的營養和接觸那些會造成終身影響的環境污染物。對于那些出生于貧困家庭的人來說，想要逃脫經濟學家所稱的“貧困陷阱”（poverty trap），簡直是太難了。 　　即使這些數據顯示的是相反情況，但美國人依然相信機會的神話。佩尤基金會（Pew Foundation）做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10個美國人里差不多有7個已經實現了或者有望在他們生命的某一點上實現他們的美國夢”。即便是個神話，但相信人人都有一個平等的機會的確有它的好處：它激勵著人們努力工作。我們看上去都在同一艘船上，雖然目前有些人坐頭等艙，其他人坐統艙，但是下一次航行時，原來的艙位就可能被改變。這一信仰使得美國避免了一些歐洲國家所面臨的某些階級分化和緊張。同樣的，當現實逐漸為人所理解，當大多數美國人最后看出經濟博弈對他們不利，這一切都面臨著風險。疏遠開始取代激勵，社會凝聚開始被一種新的分裂取代。 　　近看上層群體：攫取了更大的一塊餅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在上層、中層和底層群體都顯露出來。我們已經注意到中底層群體的狀況，這里我們近看一下上層群體的情況。 　　如果說，今天那些掙扎著的貧困家庭得到我們的同情，那么處于上層群體的人就越來越引發我們的憤怒。曾幾何時，當廣泛的社會共識認為上層群體是憑辛苦和智慧賺到了他們的所得，他們贏得了我們的欽佩。然而，在最近這次危機中，雖然銀行業損失巨大，但銀行高管們還是拿到了巨額獎金；公司裁員，聲稱支付不起工資，卻用省下來的錢增加高管的獎金。于是我們對他們的感覺由先前的欽佩變成了現在的憤怒。 　　公司高管（包括那些造成危機的人）的薪酬數字很能說明問題。我們先前描述了CEO與普通工人之間工資的巨大差距—超過了200多倍，這一數字大大高于其他國家（比如日本相應的比率是16 : 1），甚至大大高于1/4世紀前美國自己的情形。當年30 : 1的比率現在看來都覺得稀奇了。有一種觀點認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作為一個群體的CEO們，與普通工人相比，其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多，以至于收入高出200多倍就合情合理了。事實上，對于這種觀點，現有的關于美國公司成功的數據不能提供支持。更糟糕的是，我們樹立了一個壞榜樣，因為其他國家的企業高管正在效仿他們的美國同行。英國的高薪委員會（High Pay Commission）報告說，與社會其他群體相比，英國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正走向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不平等水平（盡管當前這種差距只不過是20世紀20年代的狀況），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公司內部公平的薪酬很重要，它影響著生產率、員工敬業度和對我們企業的信任。而且上市公司的薪酬設置了一個先例，如果薪酬公然不是和績效掛鉤的或者獎勵失敗，那么它就傳遞了錯誤信息，就是市場失靈的一個明顯癥狀。” 　　國際比較 　　當我們放眼世界時，美國不僅有著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最高程度的不平等，而且其不平等程度相對于其他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是絕對增長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就是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迄今它一直保持著這一位置。實際上，美國與其他許多國家的差距已經增大了：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匈牙利和比利時的不平等沒有顯著增長，而土耳其和希臘的不平等事實上下降了。美國的不平等程度現在正接近于功能失調社會的程度，包括伊朗、牙買加、烏干達以及菲律賓，這個“俱樂部”顯然不是我們想加入的。 　　由于我們有這么嚴重的不平等，而且它還在加劇，所以人均收入的變化不足以告訴我們太多關于普通美國人所經歷的。如果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收入都上漲了，那么美國的平均收入也就跟著上漲了。因此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中位數收入的變化，即社會中層家庭的收入變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收入近年來一直都沒上漲。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開發出一種對于“人類發展”的標準測量法，是把對收入、健康和教育的測量數據合計起來，然后校準它們以反映不平等。在進行校準之前，美國在2011年的排名相當好—第4名，排在挪威、澳大利亞和荷蘭三國之后。但是一旦根據不平等進行校準之后，美國就排在了第23名，落后于很多歐洲國家。這種考慮和不考慮不平等因素的排名差異之大名列發達工業化國家榜首。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排名都遠遠高于美國，這些國家都對自己的公民不但提供全民教育還提供全民醫療。對此，美國標準的口頭禪是資助這些福利所需的稅收會扼殺經濟增長。事實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2000～2010年，高稅收的瑞典增長得遠遠快于美國（瑞典的平均增長率超過了美國的），前者是2.31%，后者是1.85%。 　　正像這些國家中一個國家的前財政部長告訴我的，“我們的經濟增長如此之快、運行如此之好，全仗著我們有高額稅收”。當然，他這話并不是說稅收本身導致了高增長，而是因為稅收提供了公共支出（教育、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公共支出是維持高增長的動力，這完全抵消了較高稅賦帶來的不良影響。 　　基尼系數 　　測量不平等的一種標準方法是基尼系數。假如收入是與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層的10%群體大約得到收入的10%，底層的20%群體大約得到收入的20%，以此類推，那么基尼系數就會是零。也就是沒有不平等。另一方面，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層的一個人手中，那么基尼系數就會是1，在某種意義上達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較平等的社會的基尼系數是0.3或更低，這樣的社會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國。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基尼系數是0.5或更高，這樣的社會包括非洲的一些國家（尤其是有著種族歧視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國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調的社會和政體著稱）。雖然美國尚未成為這種“精英”群體的一員，但是它已經踏上這條路了。1980年時美國的基尼系數剛剛觸及0.4，今天已達到0.47了。根據聯合國的數據，美國比伊朗和土耳其還略微不平等，比歐盟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更為不平等。 　　在結束這種國際比較時讓我們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個話題：對于收入不平等的測量數據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關鍵方面。實際上，美國的不平等也許比那些數字顯示的要嚴重得多。在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老百姓不必擔心看病的費用，也不必擔心父母的醫療問題；在那些國家，享受體面的醫療被看成是一項基本人權。在那些國家，失業對人們來說也是件沉重的事兒，但至少政府還提供了比較好的安全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要為失去住房而擔心。對于身處社會中底層的美國人來說，經濟不安全已經成為殘酷的現實。這一點真實存在，這一點非常重要，但它沒有在統計數據中反映出來。如果把這一點也加入到統計數據中的話，那么國際比較就會顯示出美國的情況更加糟糕。 　　 　　結語 　　在危機爆發之前的年代里，很多歐洲人都把美國當成榜樣，詢問如何能改革自身經濟使之像美國經濟一樣運行良好。歐洲當然也有自己的問題，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眾多國家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貨幣聯盟，但同時卻沒有制定必要的政治和制度安排以使之正常運轉，對此歐洲國家將要付出巨大代價。但是除了那一點以外，他們（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現在知道了，人均GDP不能充分表達社會中絕大多數公民的實際生活—并且從根本上講，也不能充分顯示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他們也曾被人均GDP數據誤導，認為美國做得好。今天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當然，那些透過表面看內里的經濟學家們早在2008年就知道美國那種債務驅動的增長難以持續，并且即便當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時，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和財富實際上在下降，雖然那些上層人士的巨額收益扭曲了整體情況。 　　一個經濟的成功與否只能通過一種方式評價，那就是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標準在持續的一段時間內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這種方式評價，美國的經濟運行得就不算好，而且持續了至少1/3世紀。盡管美國已經設法提高了人均GDP，1980～2010年提高了3/4，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大多數全職男工的收入實際上卻下降了。對于這些工人而言，美國經濟沒能夠提高他們所期待的生活標準。這并不是因為美國經濟引擎失去了產出能力，而是因為美國經濟引擎的運行方式把經濟增長的收益給了社會上層越來越集中的一小伙人—甚至拿走了一些原本給予底層群體的福利。 　　本章闡釋了關于美國經濟的某些嚴酷和令人不舒服的事實： 　　（a）最近的美國收入增長主要出現在收入分配中頂層的1%群體。 　　（b）因此就出現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c）并且中底層群體今天的處境比21世紀初實際上是更差了。 　　（d）財富的不平等甚至大于收入的不平等。 　　（e）不平等不僅體現在收入上，還體現在其他反映生活標準的變量上，比如不安全和健康。 　　（f）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尤為艱難—經濟衰退使之雪上加霜。 　　（g）中產階級被挖空了。 　　（h）收入流動性小—把美國視為充滿機會的國度的想法是一個神話。 　　（i）美國的不平等多于任何其他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糾正不平等方面也比其他國家做得少，于是不平等比其他許多國家都增長得多。 　　美國右翼人士會發現本章所描述的事實讓他們感到不太舒服，因為我們這里的分析背離了右翼人士所希望宣傳的那些他們珍愛的神話：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大多數人都從市場經濟中受益，尤其是自里根政府解除對經濟的管制和縮小政府規模以來。雖然右翼人士想否定這些事實，但是越來越多的數據讓他們無能為力。他們尤其無法否定的是社會底層和中層群體的人日子都過得很差，而上層群體卻攫取了國家收入中的一大塊—數量如此之大以至于留給其他人的就被減少了；他們也無法否定處于底層和中層的人想要擠進上層的機會大大小于那些處于上層的人繼續留在那里的機會；他們更無法否定政府是能夠幫助改善貧困的—這方面對于老年人就做得特別有效。那意味著對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在內的政府計劃的削減極有可能增加貧困，除非這些計劃經過精心設計。 　　作為回應，右翼人士提出了四條反駁意見。 　　第一，任何年份中，總有人窮困潦倒，也總有人興旺發達，平等與否最重要的不是看一時，而是看一生。那些最低收入的人們大體上都可能會在后來的歲月里獲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終生不平等的情況就不像那些數據描述的那樣不可改變了。經濟學家認真審視了終生收入的差異，令人遺憾的是，右翼人士的愿望并不符合今天的現實：終生不平等是非常大的，幾乎和每一時點的收入差異一樣大，而且近年來增長很多。 　　第二，右翼人士有時也聲稱美國的貧困不是真正的貧困，畢竟美國的窮人大多數都享受著其他國家的窮人得不到的生活便利設施，因此他們應該感恩生活在美國。他們有電視機、室內衛生設備、供暖（大多數時間）以及免費上學。但是正如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個專門問題研究小組發現的，人們不能忽視相對匱乏。美國城市的基本衛生標準使每個家庭都能享用室內衛生設備，廉價的中國產電視機意味著就連最窮的人家也買得起—實際上甚至在印度和中國的貧困鄉村一般也都有電視機了。在今天這個世界，擁有電視機已不再是什么富裕的標志了，并且擁有電視機并不意味著人們不再面對極端的貧困，也不意味著他們開始實現美國夢了。 　　右翼人士的第三點回應是對統計數據吹毛求疵。有些人會說通貨膨脹率被高估了，因此收入增長就被低估了。但是，如果真有高估或低估的話，我倒是懷疑統計數據其實低估了普通美國家庭所面臨的痛苦。當家庭成員出于“為了家人”的目的而延長工作時間以維持生活標準時，家庭生活質量經常受到影響。我們在本章的前面描述了美國社會中窮人和中產階級所共同面臨的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這一點也沒有在收入統計中反映出來。因此極有可能的是，真實的不平等或許比測量收入不平等的顯示數據要大得多。實際上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當美國人口普查局最近又更仔細地查看了關于貧困的統計數據時，發現2010年美國的貧困率從15.2%上升到了16%。 　　右翼人士的最后一點反駁是從經濟和道義上對不平等進行辯護，聲稱采取任何措施來改變不平等只會得不償失，那樣會弱化美國經濟，窮人就會跟著遭殃了。就像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所說，不平等這種事情應該私下里悄悄地討論。在這個充滿機會的國度里，窮人們只能自己責怪自己。對這樣的看法，我們將以事實證明，我們不但不應該責備窮人的悲慘處境。而且上層人物所宣稱的他們是憑自己的本事掙錢的話并沒有多少讓人稱道的地方。我們將看到那1%的群體基本上不是那些憑借著對社會的巨大貢獻而獲取收入的，不是那些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的偉大思想家或者改變了我們經濟的偉大創新者。我們將解釋為什么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能夠創造一個更加富有活力的經濟。 　　大衰退帶來的創傷（使多數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已經引發了連鎖反應，受影響的不僅是那些有關的個人，而且還有作為整體的社會。我們現在看到，對多數美國人而言，甚至在危機爆發前，美國經濟的表現就沒達到它應有的水平。我們不能再忽視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它造成的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后果。但是如果我們要了解怎樣應對不平等，那我們必須先要了解產生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 第 1 2 3 4 5 6 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