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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是說真的 　　1989 年夏天，東歐劇變已成定勢，這種變化自40 多年前冷戰開始以來從未出現過。盡管當時擔任的是《時代周刊》的國內新聞編輯，我還是決定走出辦公室，親自到那里看看。新聞和歷史在此次行程中神奇交匯，其中有很多難忘的時刻，比如與萊赫·瓦文薩（Lech Wal?sa）在格丹斯克船廠、與躁動的學生在柏林墻邊等經歷都讓人難以忘懷。但是最值得記住的是在布拉格的經歷，那天前捷克領導人瓦茨拉夫·哈維爾被釋放出獄。 　　《時代周刊》駐布拉格的特約記者是哈維爾的朋友，因此他帶我去了哈維爾位于查爾斯大橋的住所。我心懷敬畏地與他坐在沙發上。對我而言，哈維爾也許算是我們那個時代捷克最偉大的英雄了，也許只有一個人能與其相提并論，那是自從我在1968 年“布拉格之春”期間跟蹤報道國際事務之后一直尊敬的一個人。這時，有人敲門。我起身去開門，打開門的一剎那，他的名字便脫口而出：杜布切克（Dub?ek）。這位1968 年的英雄，“布拉格之春”的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此前一直隱居在前捷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雖然與哈維爾素未謀面，但聽說他出獄后，杜布切克便乘車來到布拉格表達對他的關切。 　　我一般不保存我與政治家們的合影，但是我格外珍惜那天與哈維爾和杜布切克的快照，因為那一刻便定格了歷史。這篇文章回顧了戈爾巴喬夫在東歐劇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1989 年11 月《時代周刊》封面故事的節選。 　　俄國人經歷了上百年外敵入侵的磨難，一直以來都把國家安全視為領土控制和領邦臣服的代名詞。莫斯科想把周邊國家當作自己應對威脅的擋箭牌，加上1 000 多年來俄國的擴張主義以及20 世紀遍布全球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這一切都促使斯大林把軍力投放在東歐，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權。 　　蘇聯的安全訴求必定成為別國的威脅，但也給自己帶來了危險。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斯蒂芬·柯恩（Stephen Cohen）說：“歷史的諷刺在于斯大林在東歐建立的安全區成了最不安全的隱患之一。”蘇聯的行為引發了東西方的競爭；這些“諸侯”國難以馴服，蘇聯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不堪重負。 　　因此，蘇聯控制東歐的日子走到盡頭也是可以理解，也許甚至是難以避免的。數年后，人們重新審視1989 年的劇變，即便想得通，也會震驚如初。因為突然之間，新聞頭版接連報道此事，這在一年之前還是難以想象的——歐洲格局將重新建立，國際關系也將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安全的重新定義下轉型。 　　我們熟知的東歐在存在了40 年后于1989 年解體，歷史會在某一天將這一時間重重地刻在時間軸上。人們往往人為地設定這樣一個概念：一批國家與鄰國突然被“鐵幕”隔開，并被強加了一種己所不欲的意識形態。蘇聯對東歐的統治在未來看來也許不過是一段短暫的插曲（1945~1989 年），這一插曲給中歐留下了經濟殘局，對其文化和歷史卻幾乎沒有什么持久的影響。 　　上周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臨時總統絮勒什·馬加什（Mátyás Sz?r?s）站在議會廣場的講壇上俯瞰集會的人群時說，蘇聯用坦克和劊子手的絞刑繩鎮壓1956 年的起義，那次起義堪稱“民族獨立運動”。他宣布，1949 年成立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已經滅亡，如今是一個實行多黨選舉制的獨立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當講話者提到美國時，群眾一片歡呼；提到蘇聯時，人們則唏噓一片。雖然有人大聲喊著“俄國人，滾回去吧”，但是也有人歡呼著那位促成東歐國家獨立的領導人的名字：戈爾比（戈爾巴喬夫的昵稱）！戈爾比！戈爾比！ 　　戈爾巴喬夫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到“新思維”的時候，西方的許多國家都很質疑他的真誠，尤其是美國。真正的考驗是戈爾巴喬夫能否終結引發冷戰的核心問題，即停止鎮壓東歐人民。在冷戰的最后一年，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的講話稱他會言行一致。他說：“自由選擇的權利是普遍原則。”然而人們依舊心存懷疑。他們似乎總要回歸到一個問題：“戈爾巴喬夫說的是真的嗎？” 　　現在只有一個答案：是的。1989 年年初，波蘭共產黨在“二戰”以來最公開的一次選舉失利后，轉而試圖阻撓（波蘭于1980 年建立的）團結工會組建政府。戈爾巴喬夫致電波蘭共產黨領導，后者隨即做出了讓步。戈爾巴喬夫還公開支持匈牙利改革者。1988 年7 月，戈爾巴喬夫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總結《華沙條約》會議時說：“每個人都有權決定其國家的未來，選擇其社會的模式。”這些做法共同說明了戈爾巴喬夫做了西方領導人21 年來一直要求蘇聯做的事：廢除“勃列日涅夫主義”——無論何時，只要“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脅”（實為蘇聯的霸權受到威脅），蘇聯就有權“向友國提供軍事援助”（實為入侵）。 　　戈爾巴喬夫之所以這樣做，顯然是為蘇聯在國際的落魄處境所迫的不得已之舉。蘇聯改革的初衷是徹底轉變蘇聯的經濟模式，目前為止也只是打亂了腐朽陳舊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一體系原來至少還能勉強保證商店貨架供應一些低劣商品，而如今那些貨架竟然出現了20 年來最為空蕩的情形。這個冬天甚至有可能出現糧食暴動。戈爾巴喬夫在國外是英雄，但在國內顯然不是。 　　老布什上任后的前6 個月，對戈爾巴喬夫的懷疑成為美國國內的一致論調。時任美國白宮發言人馬林·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竟然稱他為“雜貨店小子”。更有甚者，任何形式的動詞“幫助”與“戈爾巴喬夫” 在同一個句子中一起使用竟然成了一項禁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指責老布什政府“安于現狀”，“立場被動”。7 月訪問波蘭和匈牙利后，老布什的態度開始轉變。兩個東道主國家都令他牢牢記住它們的國家能幸存至今日完全得益于戈爾巴喬夫，而它們的成功更要仰仗戈氏了。老布什后來評論他以前只是從道理上明白個中聯系，但是這次他是“發自肺腑”地理解了。 　　老布什的轉變并未終結美國管理層內根深蒂固的分歧。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依舊對戈爾巴喬夫的最終目的持謹慎態度，他的副手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更懷疑這位蘇聯領導人是否能成功。難得的是，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上周竟然阻止蓋茨發表對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方案不抱希望的演講。時任美國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在洛杉磯的演講中公然挑戰貝克，強調“蘇聯政策的陰暗面”，說美國不應該施援，而是應該“讓他們自己折騰去”。 　　蘇聯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它自己，但是華盛頓可以通過達成削減傳統武器和戰略核武器庫的協議幫助戈爾巴喬夫。除此之外，時任蘇聯外交部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ward Shevardnadze）在上周的演講中提到莫斯科欲加入西方經濟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就像匈牙利一樣，蘇聯也能從最惠國貿易待遇中受益。 　　然而盡管大范圍的改革正在進行中，這些措施卻收效甚微。這樣一步一步往前挪，無非是標志美蘇40 年關系的軍備控制和貿易話題的漸進主義的翻版。（有誰敢說這是膽小的表現？）正如老布什自己說的那樣，時下的機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在北約將多數經費用于防范的情況下，《華沙條約》中入侵西歐的想法無異于天方夜譚。“也許是時候摒棄一步一動式的漸進主義了，看看我們是否能從根本上改變美蘇之間的關系。”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 　　理查·霍爾布魯克這樣說道。 　　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將“二戰”末他的同事們的任務比作《圣經》第一卷中描述的故事：“上帝在混沌中創造了整個世界，而我們只需從混沌中創造半個世界，半個自由的世界。”但是這次“創世紀”的任務一樣艱難，因為它需要超越剛性的秩序而非混沌。 　　哈里·杜魯門發表演講提出了遏制策略，開啟了戰后紀元。同樣，老布什可以通過提出大膽的 “化干戈為玉帛”的計劃徹底改變東西方關系，開啟遏制政策后紀元。激進的新布什主義如此強有力的號召，能夠使曾經支持杜魯門主義的兩黨力量再次發揮作用，至少也能使美國重獲在世界舞臺上的主動權。但是，誰知道呢？戈爾巴喬夫很有可能也會插一腳。這一年發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第 1 2 3 4 5 6 7 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