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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討論投資、消費和出口之間的結構。分析2000—2009年的三大需求結構發現，這些年我國在這一結構方面基本上處于失衡狀態。這種失衡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從2001年—2007年，失衡主要表現為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這7年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0.5%，比2000年以前多增長了3.6個百分點。在增加的這3.6個百分點里面，出口貢獻比例達到了63.9%，投資的貢獻是26.1%，消費貢獻不到10個百分點。增長的加速部分主要靠出口。
然而到2009年，又馬上轉向另外一種經濟結構，成了投資拉動型。在2009年創造的33.5萬億元的GDP里面，投資貢獻22.4萬億元，投資對增長的貢獻達到67%。這種結構的巨大調整，在人類歷史上是很少見的。美國在1940—1960年、日本在1950—1975年的經濟發展狀況與近些年中國的情況類似，但是他們的需求結構都沒有出現這么大的波動。
“我們之所以在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結構上出現問題，主要是三個原因。”魏杰說。第一個原因可以概括為發展戰略的偏差，這也是失衡的主要原因。199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掉到了8%以下，當時為了保證經濟增長，雖然在投資、消費上做了文章，但是實際上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尤其是從2000年開始，出口越來越發揮了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到了2004年，中國的出口比例已經開始過高。當時經濟學界有人警告說，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最終會使中國遇到兩種危機，一種危機是當國際市場能夠繼續支持中國出口的時候，中國一定是國際順差很大的情況，大量的外匯流入中國，將迫使中國的央行大量發行人民幣，從而出現膨脹。另外一種危機是，當國際市場不能允許中國出口了，這個時候中國生產能力過剩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遺憾的是這種觀點實際上并沒有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那個時候，地方政府還在把擴大出口和引進外資作為政績來討論，因此政府繼續實施了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
第二個原因是行政資源的過度使用。中國行政資源的使用能力現在應該是全世界第一的，除了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有很大的空間外，中國還有龐大的國有資產。于是當時為了推動出口，中國在非常廣泛的領域，大規模地使用了行政資源。比如說出口退稅，涉及3000多類工業產品，有的退稅率達到了13%。
“我想出口企業有13%的退稅利潤就夠了，誰還去開拓國內的市場？我們大規模使用行政資源，導致已經偏差的戰略繼續惡化。”魏杰說。
第三個原因是價格的扭曲。這里講的價格主要是指貨幣的價格，也就是指人民幣的價格。人民幣實際有三個價格，一個是能買多少東西，叫物價。既包括消費品價格，也包括投資價格、資產價格。第二個是匯價，人民幣與外幣的比價。第三個是人民幣的回報率，就是利率。本來這三個價格應該是聯動的，但在中國是扭曲的，結果導致戰略上出現扭曲。
把這三個問題找出來，未來在經濟結構調整上，討論到投資、消費、出口的問題時，我們就知道要讓這三者形成一個合理的比例。在這個基礎上，再考慮行政資源的使用和價格的平衡問題。
當然，還需要討論的是投資、消費、出口這三者應該保持什么結構，各自占到多大的比例的問題。最近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現在僅僅靠消費拉動還沒法保持增長，內需單純靠消費是不可能的。中國未來一段時間還是要投資、消費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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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結構調整的兩個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