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說，現在的金融監管主要是兩個層次，一個是國際層次，一個是國家層次。在國際層次主要是20國峰會框架下的一個安排，協調所有的國際機構來進行。這個安排最重要的機制，就是它重組了過去的金融穩定論壇，把金融穩定論壇改成金融穩定理事會，然后各國央行行長、財政部長加入理事會來共同商量。這變成一個全球的治理結構改善或者監管標準改革的統一機構。然后又由這家機構組織了其他的標準型機構，比如說巴塞爾委員會、國際支付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等等，制定具體的標準。
國家層面當然以美國最甚，它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打擊最深痛楚也最大，反思也最早，所以出臺了它的金融監管法案。這個法案從提出來到通過大概歷時370天左右，一年多的時間，經過很多的環節，14章2000多頁。事無巨細，小到金融產品、大到金融機構怎么辦都談到了，而且對政府的監管部門、監管功能也重新梳理了一番。
比如說全面擴大了美聯儲的功能，同時縮小了監管機構的結構。其中爭議最厲害的，就是它法案中的第六條，關于沃克爾原則的執行情況。按照沃克爾分業、混業的原則，金融機構理論上是要徹底拆開的，就是你從事這項業務就不能從事另外一項業務。但是很多金融機構反對，討價還價，現在形成的協議是從事另外一項業務的比重不能超過資本金或者說整個資產的3%，其他的部分逐漸退出。因此可以預計，將來的結構可能還會朝分業的方向發展。這是監管的趨勢。
但是從這個趨勢來看，如果不對監管做一個反思的話，似乎有問題。因為有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之分，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要求所有的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是把金融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所以通常會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本比較短缺，要加速資本形成，銀行具有特殊的動員資本的能力，于是會看到發展中國家的銀行業發展往往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如果把銀行業的這種行為叫做資本便宜化，那么發展中國家政府一定會對利差進行控制，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率市場化一直是一個問題。如果政府不僅僅是想對利差進行控制，而且還想控制機構的動員能力，那么這個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國有化的傾向就非常明顯。這是對內的。對外如果為了加速資本形成，匯率對外幣的高估是必然的，同時要進行資本管制。
這種金融機制的安排是不大會出現美國那種金融危機的。因此這次金融危機盡管是全球的金融危機，但是對亞洲國家來說，只是變成出口受阻引起的總需求下降和經濟的衰退。雖然由于衰退導致了銀行壞賬增加，會觸發利率的危機，但是不會出現美國那樣的金融危機。
這只是說兒童不大會犯成年人的錯誤，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中國沒有金融危機就很了不起，這并不意味著中國金融機構如何堅強，中國金融體系如何鞏固。而只是意味著因為中國金融體系太年輕，還不大會犯難以承擔的大錯誤。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這個問題遲早是會碰到的。
哥本哈根會議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統一監管標準的情況下，恐怕也要區別情況，也要像哥本哈根會議一樣，應該有一個共同但有區別的監管。這對中國來說更為重要。中國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走出來的，金融體系本身就不發達，而且中國的金融體系往往有財政化的傾向，就是把金融當成財政在使。其實看看去年反危機中間，應對危機鼓勵貸款，這本來是財政的事，但是卻是由銀行去做。銀行當成財政來使的情況，這就是傳統思維的回潮。這個時候也千萬不要因為中國沒有金融危機，就以為中國就是最好的。只能說中國這套辦法在現下是最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