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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未定的歐元

歐洲強化自己獨特國際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不惜一切地推出歐元。歐元本身是一個集體的產物，它于1999年正式亮相和使用，暗中意味著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大顯身手，寄托著老歐洲二戰以來歷久經年的強烈希望和美好愿望。在各成員國的極力推舉下，歐元超出了一國貨幣的界限而成為一洲財力的象征，與美元相對而立。美元當年被作為與黃金相等的國際硬通貨，半個多世紀以來使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在美元的強勢壓制之下，即使是經濟大國也避不開使用美元，并因為美元和美國政策的變動而承受影響。只有美國人是例外，因為他們完全可以操縱自己印制的貨幣，升值或貶值，別人只能接受和被動地應付，即便美國狂印鈔票，也不妨礙它把通貨膨脹轉移給其他國家。美國也將美元作為支付手段為本國的進口付賬，保證本國居民充分享受從海外進口的各種貨品，并不怕出現外貿上的逆差，付出的美元最終也是美國人自己印制的紙幣，在財技和美元為后盾的操縱之下很容易完成商業交易，從國外獲得實物或服務，手中擁有無限量的美元紙幣可供支付，從而讓美國國民和商業獲益匪淺。即使其他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能夠接近美國，掌握美元這一獨特優勢一向有利于保證美國不會失去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國際上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其他國家都是不太準確和變化頻繁的，因為他們每年的計算結果都要被轉化為美元之后來統一排列，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貨幣貶值，很有可能它的經濟增長率和排名反而會多年下降。只有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數字上是準確的，因為它用本國貨幣計算，不受貨幣兌換率升降帶來的扭曲。美國通過任意增加自己的貨幣供應，就可以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大為增加本國的總值，例如，政府擴大國債規模以刺激國內經濟或散發補貼以刺激消費，促進經濟規模總體的擴大，而其他國家則必須將實際經濟活動的成果依照美元的幣值計算本國總值，既被動又缺少任意加碼的空間。人們很難確定美國目前十四萬億多美元的經濟規模有多少是依靠這種貨幣增加值和數字游戲變出來的。打破美元的壟斷是其他發達國家持續增長和成功挑戰美國經濟的關鍵和中心任務，只有將美元還原到一國貨幣的地位時，國際貿易和國家經濟的增長才可能擯除那些人為扭曲，確實具有準確性，而美國在喪失其獨有不變的貨幣優勢之后，勢必被迫進行公平的競爭，加大它被其他經濟體超越的可能性。
　　歐盟的核心國家早已認識到美元對維持美國霸權和壓抑其它經濟體的特殊作用，因此決定利用已經會聚起來的經濟實力合力推出歐元，在各成員國之間流通無阻。這是對美元的一個重大挑戰，擊中美國霸權的核心要害。
　　在歐元更多地被當做流通支付和儲備貨幣的時候，美元的使用量和范圍必將受到限制和縮減，以前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也與美元相關，拿美元這一硬通貨到其他國家采購商品，現在使用同一貨幣歐元，歐元區內各國不再需要美元中介，兌換次數和交易費用大為減少，方便工商業和消費者，增加效率和靈活性，獲得了商業上的更大自由，最終提高歐洲經濟整體的活力和實力。如此多的國家使用歐元，至少要大規模地減少使用美元的次數，美元退出那里的流通市場更加成為一個趨勢。美元需求的減少對依靠這一任意支付權的美國來說是個難以忍受的制約，迫使它增加生產和進行平等交換，不能再拿本國的貨幣去隨意換取自己需要的東西，美元流通和儲備的市場受到侵蝕，美國人低價甚至免費享用其他人、產品的權利被剝奪，向其經濟體轉移經濟和貨幣危機的能力也隨之大為減弱。歐盟國家的行動確實針對美國最核心的利益，這同人民幣推向國際化有類似作用，但歐元區本來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俱樂部，經濟實力雄厚，貨幣流通國際化，容易被其它經濟體接受，成為主要儲備貨幣之一，對美國和美元的威脅最大、最直接。此消彼長，美元和歐元的對比將逐漸向有利于后者的趨勢發展，大為改變美元獨步世界和托起美國經濟的固有格局，歐盟有望達到讓歐元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第一貨幣的終極目的。
　　美國人自然能夠充分意識到歐元對自己的長遠危害性，美元失勢就意味著美國的真正失落和衰敗之始，從二戰結束以來長期享有的巨額紅利即將消失，美國被連續吹大的虛擬經濟將面臨重大挫折，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和痛苦調整的階段。為此，美國必須認真對待歐元以及其他可能危及美元霸權的貨幣，采取堅決行動維護美元的神圣地位和吸收財富的能力，延續由美元主導的全球化。打擊歐元的最好方法就是制造與歐洲相關的危機，使歐元區不得安寧，促使國際資金包括新興國家的資金流往美國，以美元為避險物，歐元自然會被削弱。這一點美國做得比較有效率，在歐元推出的時候發生科索沃戰爭，緊鄰西歐，危及人們對歐盟和歐元的信心。在本世紀初的美國金融危機中，美國又利用迪拜債務危機和希臘赤字危機等給人們以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都不可靠的印象，包括歐洲，一般都負債過高，因此歐元瀕危。美國評級和金融機構炒作歐洲國家無力解助，希臘應該退出歐元區以求自救，或者宣稱歐元崩潰，歐元區解散，借機推動資金流向美國。
　　一些美國對沖基金加入賣空歐元，導致歐元一度下跌，達到美國通過打擊希臘而把歐元拉進去一起修理的目的。
　　雖然這些手段以往曾經有效，但是二十一世紀畢竟不是九十年代，美國政府把注意力過多的放在海外戰爭上，本身的債務問題日漸嚴重，指責和教訓別人已經變得十分勉強，愿意聽從和跟隨美國的國家也不如以前多了。中國手中持有巨額美國國債，也向世界公開揭示了美國經濟靠借貸為生的痼疾和美元的虛弱本質，增強了歐洲人的信心。美國經歷了自己一手制造出來的金融危機，連天才領袖奧巴馬都只能勉強應付，美國人玩弄財技的本質已經被人們戳穿和看透。這些都令美國更加難以尋找出擊歐元的機會，或以強大無疑的姿態壓制他人，因此歐元目前仍然與美元處于相持的態勢。
　　歐元本身也是一個矛盾的產物，出生不易，維持和延續下去確實面臨眾多挑戰。歐元出現之前，德國馬克、法國法郎和英鎊都曾經是可靠和強勢的國家貨幣，在競爭和互不相讓之中，連堅挺的德國馬克都沒有能夠成為區內的通行貨幣，結果只能折中，采用一種新貨幣作為法定貨幣。歐盟國家最終也認識到，由這些國家貨幣獨自出頭，是無法與美元競爭的，也達不到擴大歐盟、整合本地區經濟的目的，必須以全新的、一體化的貨幣出現，取代已有的那幾種主要歐洲貨幣。在這兩種因素影響下，歐元出世，而德國馬克和法郎消失了，這對兩個核心國家來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馬克是二戰后德國復興成功的標志，特別是兩德統一之后更被人看好，而高傲的法國人自然也對他們自己的貨幣特別重視，不亞于對他們國家語言的偏愛。為了促成一個強勢的歐洲貨幣，德國法國都主動接受了歐元這一集體貨幣，作為他們完成構建歐盟主要任務的突出標志。核心國家里面只有英國最后退縮了，置身區外。英鎊本身就是國際硬通貨，是以往大英帝國的遺產，曾經與黃金一樣貴重和值錢，也是主要貨幣中匯率最高的，英國國內對英鎊情有獨鐘，沒有德國法國領導層那么決絕，因此情愿繼續使用英鎊，英國人也寧肯在歐洲大陸旅游時不厭其煩地用英鎊兌換歐元。英國一度試圖將英鎊與歐洲貨幣掛鉤，但卻被以美國基金為首的投機者狙擊，大手拋空，英國銀行損失慘重，被迫放棄與歐洲貨幣的掛鉤和讓英鎊貶值，不再符合歐洲貨幣一體化的要求，以致至今還在歐元區外徘徊。歐元實際上得到老歐盟成員國的一致背書，而新的歐盟成員國并不一定能夠入圍，因此目前只有十六個國家使用和流通歐元，這個圈子似乎是歐洲強盛經濟的真正代表，而在范圍更大的歐盟圈子內，一些成員國尚未達標，或者選擇置身圈外。
　　富裕的核心國家自愿放棄了自己的強勢國際通用貨幣，本意是促成一個強勢歐洲貨幣，但是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圈子中的平衡問題，各國發展程度差別較大，比較弱小的經濟體需要平衡和援助，以致成為核心國家的負擔，進而影響到歐元的整體實力。
　　歐元區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就是在并非相等的基礎上追求整體的一致，要求統一達到特定的標準。在平常時期，這些內部矛盾并未顯現，而在不經意之間，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突然爆發一片緊張狀態，希臘因為早已低于標準，赤字債務均超過可以容忍的比例，面臨被逼還債、國家破產的境地，而另幾個國家也被發現赤字和債務水準超標的現象，讓歐盟和核心國家十分頭疼。
　　對是否救助、托起希臘經濟的政策考慮顯露了歐盟內的裂痕，相反的意見是不救濟更為符合歐元建立之初的原則，不達標準不允許進入，而發生危機情況也是咎由自取，并波及其他成員國，因此應當不鼓勵、不救助。這一對策絕對會帶來負面效果，發生連鎖反應，使相近狀況的歐盟國家也被拉下水，加劇區域內的金融危機，以致出現歐元區解體的最壞后果。這是對歐盟首腦的一次嚴重考驗，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對于歐元的樂觀情緒，并且以此團結的象征傲視他人，而在這第一次真正的考驗面前，他們必須作出政治上相當困難的決斷，即使那可能是違背最初建立時的原則的決斷。
　　困難之二是實施救助的財政來源。歐洲不少國家都深受美國金融危機的牽連，經濟疲弱無力，全靠各國政府大膽放水刺激而避免破產，連核心國之一的英國都是如此，狼狽不堪，比美國的情形都差。但此次英國應該慶幸自己不在歐元區內，自然不必為救助希臘買單，否則不僅國內經濟財政情況不允許，英國民眾的反感有可能影響大選的走向。各國普遍刺激經濟的后果就是政府債務大增，連英國的各項指標都超過了歐元區制定的標準，十分危險，一度被視為下一個冰島。大家都需要緊急融資，發行債券以獲得資金，結果出現撞車現象，爭奪財源，原本狀況不佳的國家更加需要為發債和融資付出代價，如希臘就必須以高息借貸，并以強行裁減赤字和優先歸還貸款等保證達到簽約和資金到位的目的。之后的愛爾蘭大同小異，“凱爾特之虎”的經濟繁榮神話破滅，要由國際基金組織出手相救，被迫強制全面削減開支。唯一不需要借錢和發債的恐怕就是德國，有巨額貿易順差和健全政府財政為后盾，是最有可能提供資金救助希臘的國家。但是德國民眾當年是最反對加入歐元區和廢除馬克的，為歐元的出世犧牲了自己的貨幣，現在更加普遍認為沒有義務為希臘人的愚蠢和亂花錢行為買單，迫使政府表態不愿提供救助或者購買希臘新發行的債券。這是因為德國在建立歐元區之始就強硬要求加上特別條款，即德國不會為其他國家的不負責任行為出資相救，已經預見到歐元區內可能因為個別成員國而陷入麻煩，未雨綢繆。但是此次德國仍然撞上希臘的債務危機，作為核心國家躲不過去，政府只有持續發出不會出手救助的信息，以免希臘心存僥幸，認為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資助，不需要自己進行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必要改革。
　　在歐元區目前統一的利率、通脹、赤字等標準的格局下，各國捆綁在一起承擔集體責任和壓力，像希臘這樣處于困境的經濟，也不能隨便降低利率和貨幣貶值。如果得不到適時的救助，那么另一個選擇就是退出歐元區，然后自行調控利率，吸引資金和推動本國的經濟。或者跳過歐元區的機構，直接向美國主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這兩種后果都對歐元的形象極為不利，將成為歐元自貶和崩潰的開始。為了避免這一悲慘前景和自我羞辱，歐元區的核心國家無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定措施，包括建立一個后備的歐洲貨幣基金，從事臨時救助，平息一時的危機，爭取在歐盟之內解決金融貨幣問題，日后甚至有可能取代那個長期居于救助角色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方面自然對希臘退出歐元區及其后果很感興趣，對此歸納出歐洲“笨豬國家”的標簽，由此推論到彼，制造緊張氣氛。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預測歐元終結的輿論，便于對沖基金在市場上賣空歐元，逼迫貶值，近一步抬高美元地位。這些行動更加迫使歐元區高層為希臘和為歐元打氣，出臺一些救助貸款計劃，以免事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使歐元區本身由于此赤字危機事件面臨解體的危險。
　　為了歐元，歐洲的政治家要考慮長遠的目標和短期的折磨，平衡歐元區的穩固和各國的利益。如德國政府此次提出要求，在嚴格審批加入程序之外，也應該考慮將不符合要求的成員國趕出這一貨幣聯盟，只有符合條件的才可以留下來。這是為了最終壓倒美元而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如果日后確實做到這一點，不受美元的進逼和侵害，那么采取一些保護歐元的強硬措施，這一決定長期來說是正確的。歐元是否會因為個別成員國的失誤而受損和被迫解體，背后隱含的是個結構性的嚴重問題。歐元區現在已經確立了對各成員國的嚴格要求，通貨膨脹、利率、赤字等，但是卻沒有其他統一的機制可以配合這種一致性，不能利用稅收、財政、分配等系統強迫各國遵循各項標準，并在出現問題時給以救助。歐元區內不是一個國家，甚至不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仍然是個松散的群體，沒有中央財政系統，歐盟的上層機構并不能控制各個地方的財政和預算，管制無力。在要求各國在許多方面必須保持一致的同時，實際情況則是各自為政，加重失衡狀態和分立現象。這是歐元區今后面對的帶根本性的大問題，經過此次希臘赤字危機暴露出來，以后難免走向加強歐洲央行的作用，嚴格財政和控制通脹，以及對成員國的管理，使之更加像一個有效的聯邦制國家。如果不能做到這些，就難以維持歐元的一統性，可能出現退回到歐洲自由貿易區的結構的傾向，給各國相當的自由進行各自的管制和交換，只不過互相之間享受比那些圈外的非成員國更好的待遇。這一前景將變成回到歐盟成立之前的狀態。
　　正是因為歐元仍然具有不少局限性和相當的不確定性，是否能夠減少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元區赤字危機的負面影響，尚未可知，因此歐元對中國的吸引力尚且不足，中國無法也無意愿將投資在美國的巨額外匯儲備盡快轉化為歐元資產，對原有政策進行重大改變持相當謹慎的態度，不愿意在與美國仍然保持正常關系時把賭注都放在歐洲一邊。歐洲人并不一定十分可靠或者比美國人更加可靠，單純地依賴歐洲必然招致很大風險，可能并不是一個比美元更好的選擇。同時中國也積極準備力推自己的貨幣人民幣，成為另一個強勢的國際硬通貨，與歐元誕生的目的基本相同，目標都是美元。因此目前中國并不需要對歐元下注過大，只需要在主要國際貨幣中間達到某種平衡，以保證自身的利益和發展。
　　歐洲人在歐盟結構下的聚合還面臨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歐洲式社會的福利至上主義，雖然被一些精英們視為歐洲領先已知任何社會和文明的證明，也是不少人羨慕歐洲和愿意加入這一富人俱樂部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同時也造成社會矛盾的深化。歐洲國家內福利形式多樣，養老保險、醫療保障、就業保障、工作條件和薪酬標準等，令政府和企業負擔沉重，大量支出用于就業和人工成本上，而工作時間相比休閑時間在減少，不事職業而享受福利的人數增多。這些確實是一個先進社會的特征，值得歐洲人懷有驕傲之情，即生產和稅收所得用在公民身上，以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為目的，似乎是過去幾個世紀經過奮斗而爭取到的天賦權利。但是目前來自外部的壓力使得這些福利更多地代表奢侈和無節制，考慮到歐洲面臨的國際競爭和來自新興經濟的追趕，滿足于福利社會的現狀變得不合時宜和過于短視。歐洲人對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抱怨主要就是他們的活動和活力影響到歐洲人，不能再安逸地享受他們認為必然的生活方式，也使歐洲國家政府為了促進競爭而要削減某些福利，甚至放寬對企業裁減工人的限制，導致失業人數增加。全球化之下的歐洲與非西方經濟的提升，使固有的福利概念受到沖擊和遭到懷疑，甚至被視為“歐洲病”的癥狀，成為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重心，出于提高效率的需要而被大幅縮減，而維持福利社會及其成本也變為一個經常被討論的重大議題。
　　福利社會是歐洲經濟遠遠領先其他經濟時的產物，即歐洲經濟本身具有的優越性代表這種方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強盛的經濟和可觀收入支撐著政府和福利社會的龐大開支。一旦經濟受困和放緩，收入不足以支撐，整個方式的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殖民地經濟曾經是歐洲發達的基石，全球化和海外市場也為歐洲提供了經濟收入來源，但是最后卻帶來與歐洲經濟的競爭，財富積累轉到新興經濟之手，速度更快，歐洲國家經濟受到擠壓。這對習慣于享受社會福利的歐洲人來說形成潛在的威脅，他們的收入來源受限，政府赤字加大，繼續支撐普遍社會福利的前景不太妙。
　　這也是近來歐洲國家大力推動低碳活動的原因，一是減低能源消耗，改變浪費習慣，以延長固有生活方式；二是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對外收費來源，以碳關稅征收來彌補由于商業競爭中因失利帶而來的損失，將其變為今后世紀歐洲持久收入的來源之一。因此歐洲人有充分的理由關注氣候變化，搶先占據了道德和收費理據這兩個制高點，優于尚未醒悟的非歐洲國家。
　　如果沒有這些刻意打造出來的新增長點，歐洲國家克服現存困難的可能性很小，而政府也缺少勇氣和魄力作出更為痛苦的決定。所謂的痛苦就是那些長期享受福利的民眾只會要求得到更多福利，在民主體制下絕對反對政府減少自己的福利以致下降到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卻會反過來積極要求阻止那些盡力脫貧和改善經濟的新興大國逐漸追上并在競爭中奪去他們的工作。即使是有遠見的歐洲政治家也無力抵抗選民的憤怒和偏執，更多的是傾向于逃避或者隨聲附和，以撈取政治資本。左翼政黨很少有銳意改革福利制度的愿望，右翼政黨可能采取一些行動削減福利，增加企業的利潤，但也會因此而遭受被趕下臺的命運。這是民主社會無法跨越的一個臺階，有限的理性被多數的非理性和利益取向所淹沒。為了一個高尚的理想，維持一個堪稱為典范的社會，一個歐洲人認為優于一切的社會，他們寧愿維持既得利益和放棄競爭的機會，讓經濟受挫，入不敷出，社會問題深化，甚至政府破產。在現有情況下，這種長期赤字的狀況是無法維持的，即使能夠從其他市場獲得利潤，歐洲人享受福利的同時減少工作時間的標準確實定得太高，讓歐洲人或者任何人從私心出發都難以自愿放棄，脫離奢侈和充滿物欲的生活方式。歐盟內富裕國家的狀態即是如此，變化不易，也許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有大蕭條或戰爭，以限制資源的過度耗費，壓低種種抱怨不滿，容許政府稍微做些改革，削減一些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福利，爭取回歸收支的平衡。這類選擇和前景過于殘酷，因此歐洲人仍然在得過且過，并且已經習慣于隨時為福利的縮減發起抗議活動。
　　另外一個歐洲人遲遲難解的致命傷，就是歐盟仍然在軍事上依附于美國，表現在北約、美國駐軍和美國核武器上。不管歐盟如何進行形象再造和自我感覺良好，北約的存在暴露了它在軍事上的致命弱點，要服從美國將軍們的領導和指揮。跳不出北約的外殼，沒有歐盟自己的軍事力量，歐洲人就未能獲得真正獨立的地區聯盟地位和由此而來的尊敬，在對外政策上也經常被迫由北約代勞。華沙條約解散后，共同敵人已經消失，歐洲人卻仍然無力擺脫美國的直接控制，又目睹與美國在軍事領域內的巨大差距，因此被迫繼續在北約的大旗下行動，結果出現被美國人任意調遣、強迫增兵阿富汗的現象，從美國陷入的兩個戰場撤軍的決定也要由像荷蘭這樣的個別國家的政府依照民意自行作出，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卻不置一詞，無能為力。
　　美國還在歐洲保持相當規模的長久性駐軍，軍事基地龐大，對美國來說依然具有一定意義，既可以監視防范歐洲人和俄羅斯人，又可以充分利用美軍在歐洲的醫院和設施為其對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提供快捷的支援。
　　對歐洲人來說，其實這些駐軍在蘇聯解體后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歐洲與俄羅斯作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相反，維持類似于在日本的美國駐軍，嚴重傷害了歐盟的自尊心和國際形象，表明歐盟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依然繼續缺乏獨立性，更多的是一個附庸的角色。另外，歐洲仍然有大量的美國核武器存放在自己境內，在北約的名目下保持神秘色彩，又不讓歐洲人共享，歐洲還是要依靠自己掌握的有限核武器。這是對歐洲整體的威脅，危害極大，對美國卻沒有太大關系，出了事故或者使用不當，也影響不到美國本土。出于這種考慮，歐盟五國發表聯合聲明，要求美國從歐洲撤出全部核武器，作為掃清美國在歐核武器庫的一個開始。歐盟宣布北約終止活動和實際解散的前景依然遙遠，而以上這三個問題不獲得解決，歐盟的獨立地位就受到質疑，缺少軍事力量的支持，在對美關系中就難免繼續承受不平等待遇，使其自為世界一大極的設想仍然欠缺完整。
　　歐盟構成和歐元出世給很多歐洲人注入強烈的信心，甚至信心爆棚，出現了認為歐盟/歐洲將領跑或操控二十一世紀的設想(“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Mark Leonard,2005)。這種預測性論斷的出現表明，在美國形象因戰爭和經濟衰退而無可挽回地破滅的情況下，歐洲人找到不少理由看好自己選擇的方式和路徑，并以此認為他們是世界大趨勢的率先醒悟者和以身作則的執行者，代表著美國之后的未來。相反，歐洲也有可能變成是無關緊要的(Irrelevant), 美國的右翼在對歐洲的不合作表示惱火時就這樣威脅他們，而其他新興大國的勃起也讓歐洲人感覺大不如以前，或許既不能控制局勢，又被排除在能夠真正作決定的圈子之外，這是他們非常忌諱的，也是他們對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結果十分惱怒的根本原因，就像中國二十世紀初在巴黎和會上曾經體驗的待遇，被列強們告知他們自行作出的關于中國的決定。難以想象歐洲會落到類似的地步，從一個事前的主導者變為事后收到通知的人，這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難怪英國首先忍不住了，對中國的作用發出攻擊和質疑，為之后歐洲人指責中國定調。歐洲的心態依然很游移，兩邊走極端，或是領袖，或是即將失勢的一個群體，或是強大同盟，或是一盤散沙，連內部的紛爭都尚未理出頭緒。無論如何，歐盟這一龐大聚合體和歐元這一新興貨幣仍然使歐洲人的感覺好于冷戰時期和后冷戰初期的茫然，讓他們找到了歸宿，繼續保持貴族心態，不再以孤單的個體面對唯一的超級大國和自己身后新興大國的陰影。歐盟必須提高整體競爭力，既為對抗美元獨霸金融市場的強勢地位，也為加速歐洲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至于規模迅速擴大之后的聯盟能否進一步地成功修正福利主義和提高效率，則是另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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