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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政治圍堵 　　回顧中美之間的形勢變化，似乎又出現循環的跡象，成為雙方都難以定位的局面，既是對手，又有相關利益難以割舍。從中美的第一次聚首，在七十年代初開始接近和緩和，就帶來了改變世界的效應和刺激各項潛能的發揮。而目前這一次，對立雙方的實力更為接近，也使任何一方的舉動不可能絕對強硬到底。看來中美之間任何大的舉動，不僅僅是雙方的，更是影響世界的舉動。三十年來出現了兩次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地位明顯上升，而美國的地位要部分依靠中國才能確立，雖然仍然是超級，但已經不再能夠輕易壓倒或任意恐嚇中國了。 　　中國是否取代俄國成為美國的主力對手，要分開幾個方面看，經濟方面最有希望，軍事方面剛剛及格，但威懾力尚且不夠，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雖然“唯武器論”應盡量避免，中國并不懼怕直接的軍事沖突，但仍然需要依靠時間和經驗的積累，進行更加充分的準備。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中國都稱得上是能與美國并列的大國，擁有自己獨立可行的系統，保持相對穩定。特別是在國家領導層方面中國還略占優勢。美國的奧巴馬是目前政界難得的領袖人物，在世界舞臺上擁有相當的號召力和感染力，他這樣的新銳魅力政客在國際上為美國政治挽回了分數和影響，博得的好感抵消了前任美國政府自我塑造的愚蠢負面形象。盡管如此，美國政客們普遍的目光短淺和才能平庸在過去的十年內已經充分暴露，世人皆知，令人不抱太多希望。在適應國際形勢大局變化的能力上，更是大為可疑，老一代因循守舊，還沉浸在冷戰勝出或與中國爭人權民主的老套和陳詞濫調里不能自拔，而新一代則更多地受到新保守主義的影響，“美國第一”的概念牢固，可能分裂為對外強硬派和孤立主義派兩派，為了國內問題的解決而放棄在世界上的責任和道義。奧巴馬之后，目前還看不到具有潛力的政治家和真正領會世界格局的領袖人物，最有可能浮出的倒可能是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孤注一擲的政客。當前美國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很容易產生小布什那樣的執政者，上層充斥著許多不樂意花費心思了解其他國家和國際形勢的議員們，而從州長市長出身的總統更加偏向于地區議題和利益，所以像佩林這樣的新星也可能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曾經紅極一時的所謂領袖人物朱利亞尼根本名不副實，只是沾了“9?11”事件的光，而新“茶黨”的出現只是增加了美國內部政治的混亂和難纏，并沒有杰出領袖和人士浮出展現。奧巴馬將領袖人物的魅力和號召力提高到近期少有的高度，目前已經大幅回落到中等水準，后繼人選中更加難以望其項背，繼續平庸和狹隘的可能性更大。在這一方面，美國與穩定上升中的中國領導層相比將稍遜一籌，前景預期有別，信心強度不同，只有在施展謀略和連結盟友上多下工夫。 　　即使奧巴馬本人有至今的表現，但對改變美國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中的過失，他還是無力的。他的上臺主要還是由于白人選民的推舉，讓他承受了太多的許諾和責任，一旦白人選民失望，僅靠黑人對他的好感是無法執政的，更何況由于他上臺后為了體現民族融和全國統治的責任，特意保持距離，黑人已經對他表示出不少失望，并非他的天然支持者。在民主黨內，總統和國會議員們仍然是兩個圈子，按照分權的原則，并非保持同一陣線。而奧巴馬也沒有做到承諾的跨黨管治，國會內基本上按照政黨投票，極少有共和黨方面的合作，兩黨分野和互斗仍然如故。已經獲得通過的醫改法案，民主黨依靠自己手中的多數獲勝，共和黨反對，毫無意外，今后也將繼續與總統的意愿相背，甚至在議會多數在手的時候加以取消或大幅修改。在奧巴馬的民望和魅力由于審美疲勞和效果不佳而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民主黨政府的主政自然會困難重重，以致再次出現克林頓政府時聯邦政府關閉的窘境。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年代內主政的奧巴馬政府，將是中國今后幾年打交道的對手。奧巴馬本人的思維和想法無可避免地受到國內政治的多重困擾，雖然是黑人血統，已然在數十年中接受了白人統治思想的灌輸，脫離不了美國一貫優先和優越的主線。他在歷次重要演講中表現了這一特點，即從其特殊的地位和經歷來詮釋美國精神，那種讓他去全力捍衛和不容置疑的精神。他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儀式上的講話，與小布什前任的主張和意識并沒有多大區別，滿紙豪語均是在為戰爭辯護，氣勢有余而誠實大為不足，依然無法擺脫明顯的美國式陳詞濫調，多次自詡為正義戰爭，享有自選宣戰的權利，別人無可阻止。換了小布什，他同樣會這樣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辯護，只要把“正義”隨時擺在自己一邊就可以了。這與和平無關，講了半天和平，仍然抵不過戰爭的誘惑。奧巴馬故作深奧，空泛廣義地談論戰爭，似乎是在現場作博士論文，絲毫不談兩場戰爭本身就具有的非正義性和付出的慘痛代價，對奧巴馬和美國人來說，一場戰爭的沉痛代價只包括美軍的傷亡人數，可以無視多無數倍的被侵略國和受害國承受的損失和代價。正是美國發現自己難以承受戰爭延續的代價，又因為侵略和破壞世界公約和平而受到世人的譴責，才開始在撤軍的借口下爭取別人的贊同和認可，挽回失敗策略所帶來的低落國際聲望。這點再次證實無論美國何類政黨政客主政，為了美國獨一的利益，都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和手段，無視國際慣例和華麗言辭的許諾，可以做出任何顛倒是非的行動。 　　最為可怕的是，奧巴馬這樣的語言巨人，雖然一時鼓舞人心以致讓人產生錯誤期盼，卻經常采取滔滔演講之后馬上翻悔的手法，例如，貿易制裁在發表雙邊關系公報之后，對臺售武在承諾合作之后，派遣艦隊在國事訪問之后，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翻悔也在對氣候變化作出公開承諾之后……，不一而足，充分證明他的政權很容易變成行動的侏儒，反而比右翼更為陰險，更加言行不一，不可信任。 　　中國一些人對奧巴馬上任第一年就訪華表示相當感動和期望甚高，希望奧巴馬采取實際行動把中美關系穩定下來，減少麻煩，不像以前的美國那樣難以對付和令人頭疼。這些期望破滅的速度實在太快，幾乎僅僅在希望剛剛升起的時候，毀約的事情就出現了，而且美國絲毫不認為這和影響雙邊關系有何聯系，繼續裝天真，尤其令人失望。奧巴馬在很多演講里邊也是采取這種方式，故作不知，擺出誠實純真的外象，使聽眾和別人產生誤解，以為他所講均為真實想法，對其所作承諾也不必懷疑。由奧巴馬政府表現的公開兩面性，推而廣之，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一貫兩面性，中國必須認真提防和應對，不可反復落入同一圈套。 　　過去幾年來，在中國與美國的實力接近又利益相關的現實局面下，美國采用的計謀和方略隨之變得更為巧妙、頻繁和多樣化，中國所面對的壓力顯著加大，沖突不斷，應對當中稍有不慎就涉及利益損失和挫折。這一局面中，還存在著很多深層問題，都與美國對待中國起步復興的方略有關。 　　幾十年至今，美國已經沒有能夠用來控制或限制中國實力影響的國際組織，在聯合國內中國已經占據大國席位數十年，仍然是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位子的唯一亞洲國家，日本由于其特殊的戰敗國地位而無法涉足，印度雖然在努力爭取，也只有在聯合國推行廣泛機構改革之后才有些許可能。中國在本世紀初反復作出讓步之后，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目前還在磨合期內，還有一個門檻尚未跨過，所謂“市場經濟地位”尚未被正式承認，難免受到西方國家利用現有規則進行“合理”的打壓，但中國已經不會再被置之于門外，一般情況下不會再遇到承受高額關稅的非世貿成員待遇。這雖然并不是一個特別有利的條件，因為世界上一百多個經濟體都可以享受這種普惠權益，但是中國已經可以利用這一特惠制作為抵制貿易歧視的保護手段之一。中國在“市場經濟地位”上的特例待遇，也將于2016年自動失效，屆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無權再以此托辭實施制裁。奧巴馬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后數次含糊提到注意到這一問題和準備成立工作小組磋商，與他的政府多次實施對華經濟制裁的果斷行為相比，在這方面沒有實際行動，只是在拖延和盡量利用這一借口使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具有合法性。而等到接近　2016年才解決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就不是提前而是不得已，毫無誠意，難以得到中國理解和積極回報，雙邊關系依然建立在缺乏互信的基礎之上。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內，中國一旦進來就很少可能再被趕出去，而且由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國已經開始增加發言權和相應的權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得到提高，實際總份額中有了增加，是發展中國家份額最大的一國，又為中國歷來首次，是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由于缺錢而不得不采取的退讓之策。 　　美國唯一可以利用來制約中國的國際性組織，可能只剩下北約軍事集團，是美國加歐盟的產物，純粹的西方集團，最為典型的代表西方人的真正利益和取向，中國是沒有資格加入的。但是同時，美國利用那個名義上的地區性組織采取對華軍事行動也是不可思議的，北約成員國之間的意見難以達成一致，歐洲人也有意識地要建立歐盟自己的軍隊，以消除北約與歐盟之間重疊和尷尬的架構問題。北約在歐洲之外采取軍事行動受到法理上的制約，始終不能理直氣壯，只是依靠美國的全球強勢才勉強成行，北約部隊被美國人牽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至今難以離開。 　　歐洲國家雖然在軍事上和輿論上與美國站在一起，也無法逃避欠缺明確合法性這一事實，任何國家采取任何軍事行動最終不能超出中國身為常任理事的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范圍，北約的單獨行動實際上是擅權而為，沒有美國人領頭和撐腰，早已各奔東西了。歐洲人作為北約軍事力量的配角，只能安慰自己和期望這不是美國早前遭遇的越戰泥潭，若要在此之上為了美國的利益而以北約各國的名義向中國開戰，則更加荒唐和違法常理，出現這種前景幾乎等于世界末日的到來，可能性極低。所以中國對于北約的存在也泰然處之，美國仍然是主要對抗目標，在可預見的將來與美國發生的武力沖突中，中國面對的極有可能只是美國軍隊，而不是朝鮮戰爭中美國召集而來的眾多附庸國的軍隊。基于以上這些國際組織的現實情況，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糾紛只能在兩個國家之間解決，其他國家旁觀，國際組織或地區性組織不可能公開加入美國制約中國的軍事行動。 　　中國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并積極參與活動，令利用這些組織刁難和制約中國的企圖都難以明顯見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從2008年開始在國際組織之外，針對中國的核心利益輪番下手，集中在西藏問題上，將其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推出達賴到美國和歐洲廣泛活動，就北京奧運會的海外火炬傳遞謀劃召集和資助各種抗議活動，并利用西藏地區暴亂挑起爭端，一時間在西方世界中似乎西藏是中國的最主要麻煩，達賴也乘機收取了相當數量的活動經費。西藏這個所謂的“國際”問題一直沒有了結，只有在美國不再把它作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籌碼，最終放棄利用海外流亡藏人之后，才有停止的希望。西藏自治區位于中國境內，外國勢力無力把它實質性分割或遷移出去，只能固執地把它作為損害中國利益和外交形象的一個順手工具。流亡藏人中的激進分子決心把流亡政權及其事業繼續下去，這一取態其實主要是建立在美國和歐洲會繼續給以他們的各種實際支持之上。一旦中國的地位上升決定了美國不得公開采取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動，他們對流亡藏人的支持就會變得不再那么確定無疑了，就像以往出現過的情況那樣，中央情報局在中美正式建交后，被美國政府下令減少和終止資助達賴流亡政權破壞西藏穩定的活動。 　　達賴在西方國家依然吃香，成為政客和媒體政治正確性的標志，他賴以為生的資本不僅是被西方捧為地位最高的佛教領袖，更主要的還是西方人容易理解和認同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樣一個名目，被執意加在達賴身上，使他成為與其他名人并肩的世界性人物，變得比一般的宗教領袖更加不容觸犯。那些并不熱心藏傳佛教的西方人，也愿意去聽一個諾貝爾獲獎人的演講，并且很少愿意提出負面的疑問，與中國人通常的心態一樣，不愿冒犯或得罪那些帶有煌煌桂冠的名人。西方傳媒的力量把達賴再進一步塑造成人類心靈的精神導師，一位內心平和的類圣人，高于政府，遠離政治，更勝于那些四處宣揚心靈雞湯的人物，這對心理療傷需求多多的西方平民來說，進一步增加了吸引力。在這三重身份之下，西方人對達賴的認識變得既簡單而又極端，不易接受針對達賴及其追隨者的批評和回擊。中國既是無神論國家，又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對立面，使本來并不存在的西藏問題被西方人視為一個國際問題。而達賴具有的第四個身份，流亡政府首腦和沖突事件策動主謀，都被西方媒體特意強調的前幾個身份所掩蓋，極少被提出來深究，達賴個人的表演能力和對西方式公關的領悟也發揮了作用，常用的手法是以前三個身份出場和蠱惑聽眾，而在聽眾的敬仰和共鳴之中傳遞與第四個身份相符合的政治信息，公開其對中國的敵意和自己的真實意圖。一旦因言辭激烈而出錯或受到有識之士的質詢，馬上回到前三個身份的語態之中，敷衍了事，蒙混過關。 　　在西藏問題上，美國和西方國家必然會繼續利用達賴一段時期，讓其四處游方化緣，發揮余熱，而支撐圖謀分裂中國的那個藏人流亡政權，對美國政府來說并非龐大支出，撥款數額同維持海外軍事打擊力量相比微小至極，但刺痛中國的效力尚在，并可以用來爭取其他方面的利益，特別是以占據所謂的道德高地而否定中國的平等地位和中國發展方式的可取性。達賴集團這一工具的性價比是如此之高和令人滿意，美國和歐盟自然難以舍棄。 　　在美歐政府試圖利用達賴的時候，總是有西方媒體和所謂民意出來支持達賴的到訪和宗教活動，但是如果只是宗教傳道，達賴作為政治工具的效用其實十分有限，設想達賴卸下他具有的第四個政治身份而只進行與宗教有關的活動，那么無論他怎樣宣講藏傳佛教和收取出場費都無關緊要了，恢復到正常的宗教領袖身份，甚至可能通過談判而回到國內為藏傳佛教廣為布道。但如此一來，對整個海外藏人流亡政權來說則是個重大打擊，沒有其他海外藏人可以和達賴的宗教地位相比，政治地位更加次之，而一個如此退化到原教旨派宗教首腦的達賴對美國人的吸引力自然也要小得多，很難有足夠的理由和興趣再給一個去政治化的達賴頒發國會金質勛章和大量發放撥款。 　　歐美各國數量眾多的非基督教派首腦、少數民族杰出人士、心靈雞湯暢銷書作者都享受不到類比達賴的待遇，甚至受到歧視和監視，達賴的前三個身份都是展示給西方民眾和媒體看的，真正管用的卻是他的第四個身份，對美國和歐洲國家來說，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上的實用性極強。 　　達賴因為其自身的關系，也不會放棄他的真實身份而只滿足于一個宗教首領的地位。 　　但是他的實用期是有限度的，遲早會面臨傳位給下一世達賴的緊要關頭。一旦這位獻身于分離國家的達賴喇嘛衰老和圓寂，他所承載的一切西方給予的榮譽都將隨之逝去，影響局限于海外，后繼無人。達賴地位的傳襲必然以國內藏族地區的世襲靈童轉世程序為準，任何海外推出的人物必然是偽達賴，得不到教主之位和中央政府的認可。而且下一世達賴必然要在現任班禪喇嘛的督導下才能通過過渡期而最終就位，這一程序也在中國政府的掌握之中。現任達賴是個特例，雖然人在海外，但其正統身份是從西藏地區延襲而來的，今后的達賴喇嘛必然要在國內藏區產生，而不會再來自于寄居海外某地的一個小集團。好萊塢電影中出現的海外指派的白人達賴喇嘛，只是西方人的隨意杜撰和臆想，毫無根基和理據。如此一來，達賴流亡集團勢必每況愈下。現任達賴喇嘛尚帶有一定的明星效應，演講時擁有相當數量的聽眾，和其他西方名人演講圈錢的表演沒有多大的差別。在此之后，藏人流亡集團內部沒有宣講布道的教主可以與現任達賴平等相坐，大多數是投身政治的平常人物而非佛教高僧。更為致命的是，即使他們能夠勉強推出一個偽達賴和佛教首領，諾貝爾獎得主這一蠱惑西方人的榮譽頭銜將成為空空如云之物，貌似虔誠的挪威人極少可能會再頒發給藏族人一個類似的獎項，不僅大形勢與八十年代時空迥異，而且按照諾貝爾獎的程序，反復發給同一組織或個人也沒有先例和足夠的理由，倒不如頒發給其他可以用來刺激中國的異類人物。因此，藏人流亡集團可以不再寄望于諾貝爾獎憑空落在他們頭上，免費為他們的事業打氣輸血。美國和歐洲國家盡可以批發較為廉價的其他獎項，但含金量則大為不同，很難再度制造出那種令人高山仰止的感覺。缺少西方人賜予的第二個尊貴身份，失去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籠罩，原形畢露，演說現場蠱惑力再弱于西方名人，美歐國家中的所謂信眾將再也不會象迷信現任達賴那樣尊崇下一個偽達賴，以致瘋狂無忌地支持海外流亡藏人集團。由于頻繁策劃境內暴力活動，海外流亡藏人集團已經失去大陸民眾的信任，不利于輿論宣傳，得不償失，尤其是對達賴的離異和詭異行為也讓人反感日增。如果再因為達賴圓寂而失去美歐國家的實質性支持，那么該集團的困境將會日益加深，地盤和影響力日趨縮小。 　　現任達賴通過布道和到各國緊密活動獲益匪淺，而中國對各國首腦接見達賴的無理做法只有繼續強調他是一個政治人物，損害雙邊關系，特別是主要大國之間的關系。如果只把達賴當做宗教人物，那么西方國家政府首腦更沒有理由非要和他見面，除非他們是真正的佛教徒，而那些政客們本身也沒有多少耐心去頻繁邀請和會見本國內的非基督教機構首腦，基本上是視而不見，他們平時非常夸張地四處宣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很多時候并不包括對本國少數派宗教的熱情支持和資助。這里面彰顯出西方人的兩面手法和無法自圓其說的固執。即使是出于對達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身份的尊敬，官方接見和大事宣揚也缺乏充分理由，達賴只適合于去出席一些非正式的討論會。西方媒體比政府官方的說法更為露骨，實際大多是把達賴塑造成與中國專制者對抗的自由斗士，以便激起西方人的臆想和隨之而來的狂熱行為。像美國人的做法，由國會接待和頒發獎章，只能是出于特殊目的的政治活動，著眼點是在雙邊關系上挑起爭端。奧巴馬政府2010年初特意在白宮接見達賴，實際上也是出于應付國內壓力的目的，明知不會對中國的西藏主權和管治有任何影響。對付那些愿意故意高調接見達賴的國家，讓他們付出相應的代價和承受雙邊關系降級的風險，使肇事國遭受的實在損失相當或超過達賴得到的資助和所得，每次接見達賴，該國政府事后都要花費時間抹平余留的麻煩，而該國企業也跟著承受一定的損失，只有這樣才合理，不然受到損失的只是中國一方。如果預期的和實際遭受的損失遠高于追捧達賴一類人物的收益，西方國家自我標榜的虛偽道德標準再高，也會缺少采取同樣行動的意愿和動力。 　　所以由達賴造成的問題要由達賴去解決，圓寂之后就會見分曉，看美國和西方國家再如何利用西藏流亡集團演戲。中國并不是在與達賴爭斗，他早已退出中國政治領域，對國內無法施加影響力，斗爭之地是外交領域，與達賴身后的美歐國家爭權益和平等地位，達賴只是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輔助工具，最壞的情況也就是美歐國家普遍因為達賴的可悲境地而與中國交惡，所謂的民意也散發強烈的敵意，但依然不可能因此而比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的外部環境更為惡劣。達賴已然忘記了他的真實地位，以為海外流亡集團是個真正的政權，想象著進行與中國政府平等分權的談判，就好比臺灣的漸獨人士一樣。中國拒絕任何以西藏為議題的外國機構介入，即使是美國國會設立的所謂西藏特派代表也無實權插手西藏事務和代表達賴進行活動，只能作為安慰達賴集團的一個掛名辦公室而已。中國并不存在西藏問題，更不存在美國歐洲國家臆想的那種可怕的西藏問題，保持西藏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將是主題和任務，并進一步成為國家西南部穩固的國防基地，此間沒有外國利用外交手段實施干預的余地。 　　如果達賴能夠回去，確實釋放他那令不少西方人傾倒的善意并真誠悔過，還有進行談判和走向和解的機會。既然西藏地區不是外交問題，而是內政，中國在西藏的施政就不會接受國外機構和媒體的查詢，有進展自然會由國內有關機構宣布。在中國政府處理得當的情況下，隨著整體國力的上升，西藏繼續穩定發展，美國歐洲在所謂西藏問題上能夠掀起的風浪和制造的麻煩就會隨之減弱，由此而威脅到中國國體的可能性愈小而微。 　　達賴之后又被西方捧出維族的熱比婭，在這方面出頭的是歐盟和澳洲，背后是美國，目前還沒有成氣和成事，主要就是因為熱比婭頭上還沒有被西方人戴上聳人聽聞的桂冠，又沒有成型的組織機構，連獲得西方政府的金錢資助都要通過其他渠道。真正的憂患在于中國西部的復雜和多民族性，必須采取打擊東突組織恐怖活動的措施以保證西部邊境的安全，比漢族地區多了一重障礙，目前的首要目標即是預防美國歐洲把熱比婭一類的人物豢養和抬高到與達賴集團相近的地位，十分必要作出輿論上的準備和反擊。 　　美國經常采用的是輪換策略，近幾年在西藏和達賴問題上尋求突破，避免冷卻，而前幾年則集中利用民進黨執政的臺灣當局，在臺灣問題上成為陳水扁的支柱，一以貫之地支持挑釁大陸和去中國化，一度增強了兩岸的分離狀態，只是在大陸反應趨向強硬、接近于武力解決時，美國才為了不被軍事卷入而對陳水扁政府加以輕微的約束。美國當時把臺灣作為自己手中的牌來打，并沒有將其視為自己的麻煩，只有在面臨武力對抗的選擇時才認知臺獨威脅爆發的毀滅性，不再逼近中國的底線，轉而支持馬英九的國民黨。這是中國實力強大并且表明為保住底線而戰的決心之后才產生的局面。 　　美國人應該感謝馬英九，在美國陷入金融危機、自顧不暇的時候，他沒有像陳水扁那樣瘋狂地持續挑戰大陸，把美國拉進去，演變成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直接沖突。如果發生那種失控的情況，身陷海外戰爭和金融危機的美國將難以多頭應對，必然要作出選擇，可能不得不放棄處于次要地位的臺灣一方。馬英九的陰柔做法則降低了來自大陸方面的敵意程度，表面上緩和了兩岸之間的緊張局面，從側面推動了中央政府放下艱難的臺灣議題，給以臺灣更大的發展空間，對臺灣作出更多的讓步。這些緩兵之計為美國贏得了必要的時間，先從金融危機的急迫形勢中復蘇過來，集中精力逐步消化各種壓力和負面因素。又加上奧巴馬新總統首屆任期內帶來的某種朝氣，使美國得以開始重新部署大局，包括從伊拉克撤出和增強阿富汗戰場軍力等。在不損害臺灣基本利益的前提之下，美國似乎又可以向臺灣政客們的柔性臺獨路線提供各種庇護，包括軍售，而不至于同大陸鬧翻臉。馬英九實際上幫助美國渡過了難關，功不可沒。 　　目前馬英九政府執政能力偏弱，超出人們的想象，對綠營一味妥協和和稀泥，而對大陸方面卻企圖予取予求，堤內損失堤外補，通過來自大陸的利益輸送增加自己執政的資本和撈取選票。 　　馬英九在大陸政策上表現出軟弱誤判，極力回避兩岸統一的關鍵問題，最終可能暴露出他尋求固守臺灣、自成王國的根本理念，之前的友善表態不過是讓人產生兩岸統一有望的錯覺，為自己的執政爭取足夠長的時間。像李敖先生這樣直陳馬英九不是的人畢竟極少，而抱有善良期望的人則相當不少。僅僅一兩年的時間，馬政權的底蘊已經充分顯露，緩獨的本質決定了他在諸多兩岸事務上的推諉和強求輸血，而專注于島內面對的政治上的無謂紛爭和壓力。大陸之所以目前還在單方面主動輸送利益，受到挫折甚至一些屈辱，例如，派出代表遭受肢體沖擊，也在所不惜，應該是對以前確定的路線方針的堅持，仍然在期望和平統一的遠景，起碼維持表面上的和氣，同時也在爭取時間，只要在馬政府任期內不發生大的沖突，就可以將精力集中在中國面臨的其他紛爭上和解決戰略上的窒礙問題。臺灣是中國與美國關系中的核心問題，不容冒犯，但是在中國復興的總體戰略上，與臺灣的一些紛爭不難解決，即使輸送部分利益也并非不可，只要不去牽制在其他問題上采取的行動。幾年的時間內，在國際大勢上可以發生很大的變化，2009與2008年相比即大為不同，中國的地位上升和影響擴張超出預期，導致中美關系也發生階段性的變化，這些都會反過來大有助于解決臺灣問題。海峽兩岸都需要時間，馬政權期望借大陸之助力堅持到競選連任，而大陸在馬英九無特殊異動或陳水扁式的瘋狂之舉時，也不急于采取激烈行動或輕易改變政策導向。即使美國政府2010年對臺售武激起中國抗議和一些最基本的反制措施，也是針對美國的挑釁和在中美關系上的角力，對臺灣政黨的小動作和惡劣表現則不屑一顧，因為中國真正的對手是美國，打掉美國的氣勢和奢望，其他問題就更容易解決。臺灣的馬政府視野局限于島內一隅，而中國政府則需籌措復興大計和應付世界大局，臺灣自認為較大的事態發展，對中國總體戰略來說大多為重要性排后的事項，基本上由事務官員處理就可以了。馬政府和其他臺灣政治人物試圖將臺灣提升到與大陸絕對相等的地位討論議題，從起點上就是不現實的，只是無謂的面子之爭，雙方所考慮的問題和面臨的歷史使命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 　　但馬政府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時間并不充裕持久，其固守中華民國在臺灣一隅的目標也將落空。中國政府正在逐一測試臺灣的主要政黨，看有無順利合作而實現和平統一的機會，目前已經試過本土為上的激進的民進黨，政權輪替之后又在測試復雜多面的國民黨，其中包括與大陸意念相近的深藍部分和淺藍的本地勢力，接近于測試出馬英九的真實理念和底線。 　　對臺灣本地人來說，大陸不可能影響到他們的政黨，對倡導與大陸接近的政黨都會多少予以排斥，這也是國民黨政治表現疲軟的原因之一。而對大陸來說，這些都無關大局，促進接觸的主要目的是測試哪個政黨與大陸合作接近的態度最為積極，可以給以兩岸和平統一大業最后一線的希望。一旦大陸在測試了臺灣兩個主要政黨之后，確認它們都是堅持獨立而只是方式手段不同，執政之后均無統一的意愿和動力，都不會主動涉及統一議題，此時，大陸就失去了實質性對話的另一方，也失去維持緩和、爭取合作的理由，不再抱有虛無的期望，從而進一步改變近年來懷柔的主流政策，找到了采取強硬立場和極端措施的充分理據，進行最后統一的準備工作，包括下決心采取非和平手段。 　　臺灣獨立不是選項，分立也不是選項，在雙方良性互動談判的格局下可以達到的最好結果是松散的聯邦形式，賦予臺灣相當的特別地區優惠條件，而一旦統一在非談判方式下達成，臺灣能夠得到的最好結果是中央直轄市的地位，并且必須經過徹底調整的過渡期。當那一決定時刻到來之時，大陸擁有的各項實力已非美國可以完全遏制的，美國的對華政策難免面對失去基點的局面，全面控制臺灣各政黨充當自己打手的策略也將失效，那些制造麻煩的政黨反而會挑起危機，把美國拉進去。雖然臺灣還有利用價值，包括對抗大陸和出售軍火，但兩岸關系失控和直接沖突則十分不利于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對臺灣而言，它將失去目前的那種安全感和蔑視大陸溫和政策的優越感，在預期到來的一場沖突中失去一切。馬英九政府的時間不多了，臺灣內部各政黨制造糾紛和摩擦的時間也不多了。 　　美國幾十年來曾經傾力扶植各種所謂中國異見人士和海外民運組織，迄今未見任何成效，那個由他們資助和督導的民運領袖人物重登大陸執政的前景是愈來愈遙不可及了，令美國人無法再抱任何樂觀態度。事實證明，遠離中國國土的政治人物將失去政治生命力，喪失操控這片土地和左右政局的實力，必須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親身實地地反復實踐和謀劃，才有最低的成功可能，任何外力支持或否定的直接和后續影響都十分有限。如同軍隊一樣，沒有實際指揮過作戰部隊的將軍始終難以服眾和真正統領駕馭。美國政府和政客曾經十分青睞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和組織，認為他們是未來領導西方化中國的精英，資助不遺余力，活動層出不窮，一度聲勢浩大。但是中國情況呈現難以預料的趨勢，不僅渡過了亂局和危機，而且保持著穩定的增長率，被隔絕在海外的有限民運陣營很快失去勢頭和豪氣，在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一直不“崩潰”的情況下他們無處下手，也確實無事可做。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逐漸拉近，美國數度面臨重大危機，發動侵略戰爭，使依靠人權口號和海外民運敲打中國的手段不僅實際效果全無，而且日益變得十分滑稽。 　　海外民運這張牌令美國政府大失所望，現在已經很少再打，海外民運組織和人物也已經基本上偃旗息鼓，無所作為，連申請美國政府資助都找不到合適的理由，少數頭面人物之外的不少人自謀生路，自顧不暇。還有投靠臺灣和香港組織的，碰到特定日期就出來表演一番，比如，到深圳羅湖口岸闖關等，結束之后拿到相關費用就消失隱居，直到下一個特定日子再現身，在某種程度上類似北美特產的鼴鼠，依日照時間長短而出動。某些像美國人一樣偏執的，其活動愈加走火入魔，一意孤行，不可理喻，例如，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和支持藏人暴力活動等，把自己與大陸人和海外華人徹底地切割，適得其反，影響力日漸衰微。美國政府和那些利益相關組織早已把注意力從這些過氣的海外組織轉移到中國國內人士身上，極力尋找任何可以溝通、語言意識相同的人士，從遠方給以所謂道義上的支持，使一些邊緣人物或者具有特性的人物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最佳人選和明日治理中國的人才。可惜這些人一般都在社會中下層浮沉，離權力中心甚至政府部門甚為遙遠，和海外民運組織一樣十分缺乏實際執政經驗和能力，僅限于引起喧囂，卻難托重負，成事不足，所謂的街頭政治更非中國社會能夠普遍接受的政治活動方式。 　　美國政府用以對抗和擾亂中國局勢的老三件工具、藏獨、臺獨、海外民運，都已反復施用過了，在美國人手中還有某些剩余使用價值，期望以小動作攪起大風波。藏獨和疆獨都已登場，藏獨開始時很有效力，在西方民眾中形成固定的思維，達賴喇嘛被勾畫成圣人，得到西方人和中國人都認可的諾貝爾和平獎，每次美國和西方打出此牌，都在他們自己的民眾當中提高人權的道德高地，增加對中國的厭惡，同時也為他們的政府增加談判獲利的籌碼。 　　但今日中國面對這些挑戰時已經不會再像八十年代末那樣凜然緊張，反而習以為常，可以明顯感受到對方的利器正在變鈍，花樣單調，對自己的震撼和沖擊力愈來愈小。美國人手中的砝碼使用過度之后引起反彈，特別是海外華人對藏獨疆獨的鄙棄，只有那些絕對迷信美國和西方民主方式的人才會跟隨，反而破壞了美國政府原先的美好打算和計劃。意外突發事件難免造成一定混亂和損失，但是這些都不能阻礙發展復興的基本國策和進程。隨著中國真實實力的增強，并非那些西方虛浮的以消費拉動式的增長，解決和消除這些外部干擾和阻礙的條件會更加成熟和完備，從而不必特意將美國人挑動和激化的事件作為頭等大事對待。美國仍將在這“三大件”上持續試探和刺痛中國，但美國以前的光環已經暗淡，道德高地塌陷，一切回歸利益沖突和實力博弈。時空差別帶來的巨大變化，連口不離“變化”二字的奧巴馬時代的美國人，也會對“今非昔比”這個深邃的概念有所領悟。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