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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第一章　美利堅的執著

中美對峙的軌跡

中美關系的現狀和未來，本質上是雙方在二十一世紀內正在發生的歷史地位轉化或易位。從表面上看，美國處于采取主動的一方，一向對中國挑釁不斷，但它實際上是處于被動的一方，因為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已經確立多年，獨一的超級大國，自然明白勢高易傾的道理，難免會面對各方的覬覦，擔憂隨時存在的話語權危機，極力試圖保持那一高居峰頂的地位，時刻警惕任何顯著的或潛在的挑戰。這種無可回避的高度警戒性經常促使美國在面對真正的大國及其隨之而來的威脅時做出一些令人感到難以理喻的事情。中國歷來顯得比較被動，甚至有些狼狽，但卻是掌握主動的一方，因為自己從低位起步，面臨增長上升的無限空間，甚至存在著拉近與美國距離的可觀前景，心理壓力相對較小，活力充沛。雖然中國自己或者并非完全明確認識到發展的態勢和由持續動能即將帶來的歷史性變化，心態上仍然十分忌諱張揚，但擁有這種動能和勢頭卻在中美雙邊關系上隱然占據主動，任何自認為是很正常的行動，包括正常的經濟增長和持續的實力積累，都有可能刺激對方，被視為某種直接或間接的威脅，過度敏感之余，被迫作出反應。
　　最讓美國舉措不定、策略搖擺的原因，是此次來自中國的潛在挑戰與其他強國以往崛起稱霸的歷程截然不同。自從在整體實力上壓倒大英日不落國之時起，美國已經安然渡過數次對自己強權地位的挑戰。日本孤注一擲挑起的太平洋戰爭甚至無法間接地威脅到美國的領土，反而給美國帶來本國獨立之后最好的海外擴張機會，得以名正言順地卷入歐洲和亞洲的戰爭，在歐洲利用時機把過去的母國英國直接置于自己的指揮之下，徹底控制現代西方文明發源地西歐。美國在亞洲的軍事任務雖然更為艱苦，在島嶼血戰中損失大量兵力，但仍然處在日本海軍突擊范圍之外的安全地帶，得以保持進攻的態勢，直至摧毀一度令人畏懼的日本帝國。二戰之后的美國順利地從英國手中奪得世界霸權，卻沒有料到隨即落入與蘇聯的冷戰和半熱戰之中，包括雙方加上中國卷入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霸權被限制在北約范圍之內，一度被置于所謂的紅色恐怖的陰影之下。但是冷戰并未危及美國的基本利益，美國一方畢竟得到西歐盟國的全力支持，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被雙方避免核大戰的努力所抵消，更重要的是美國在經濟上占有近乎絕對的優勢，因此并不擔心本身制度的瓦解或整體實力的衰落。美國歷屆總統都明白，只要經濟競爭持續下去，美國將會把對方拖垮，只是在時間上他們沒有可能預期那一天來得那么早，事變之時依然驚喜不已。美國實際上還大為得益于中國的介入，徹底改變了兩大陣營之間的平衡。亞洲的日本在經濟上迅速追趕美國，一度擁有對抗叫板的資本，引起美國的警覺，但日本本身是美國的盟國甚至附庸國，被迫接受美國駐軍，因此即使經濟上蒙受損失，也要按照美國的戰略布局行事。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對美國的策略一以貫之，數十年來滿足于充當美國的錢袋和供給基地，以換取美國的保護。
　　日本的走向對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影響微弱，改變不了基本格局，偶爾出現一些小麻煩，也構不成值得高度關注的挑戰。
　　美國基本上只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后期才開始實質性地獲得世界領袖的地位，以上這些挑戰雖然讓美國付出一定代價，它依然能夠從容對付那些“熟悉的魔鬼”。但是中國的出場則完全不同，難以歸入美國已經建立的對手類別。中國不是美國的天然盟友或隨從，軍事上正在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直接挑戰美國軍隊。中國在體制上與蘇聯的中央集權制大為不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的幾十年，內部活力大為改觀，美國不可能完全以對付蘇聯的意識形態優勢來對付中國，所謂人權民主等招牌對策的殺傷力仍然有限。特別是在經濟方面，蘇聯虛弱的經濟實力是美國打敗蘇聯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國一直在經濟方面追趕美國，最近發展到以實體經濟而論，距離美國的位置相當接近了，而且增長率并未如重多大牌西方經濟學家渴望看到的那樣減慢和下降，或者因為不堪重負而崩潰，反而承受住內外部的壓力和金融危機的沖擊，這使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都感到非常的惶惑不解及不安。中國是亞洲大國，但又不像日本那樣被美國開放、打擊和保護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美國無法在這里任意發號施令，要求中國服從自己的意志和全盤設想。中國不是基督教國家，因此像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輕易地在宗教引誘和壓力下發生瓦解和轉向的可能性極小，通過法輪功那樣的變異教派推翻現有秩序更像天方夜譚。對于這個非基督教的國家，美國仍然要持續地與之打交道，但因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軍事實體，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無法像對待分散的激進伊斯蘭組織那樣任意實施打擊和搜捕。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獨特的發展方式正在逐漸浮出和成形，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幾個世紀以來實行和推廣的擴張模式大不相同，美國人對此無法理解，與他們自認為無可質疑、打遍全球的模式不同的體制和發展方式也同樣可以獲得成功，進而構成一種意識形態勢上的無形挑戰，雖然不是中國有意為之，但對自認為獨霸天下、獨享真理的美國來說，則是一個幾乎無法忍受的挑戰。因此，僅僅從基督教和意識形態方面來說，美國就必然會認真對付中國的發展模式，使用任何手段讓其喪失活力和效力，不至于“負面”影響其他美國勢力范圍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又是一個文明古國，與其他幾個有名的文明古國不同，體制和文化延續千年后一直未曾中斷，如果這一古國和大國重新崛起、復興、分享世界中心地位，那么對西方國家所宣傳的“西方中心論”和近幾個世紀盛行的殖民傳統文化是個相當有力的打擊。
　　這種不確定感影響到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美國的對華政策，嘗試過各種策略，推出了不同的方針，軟硬兼施，力圖保持差距和優越地位。中美雙方爭端的底線，就是當中國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能夠順利打到美國本土時，中美之間的問題或者糾紛就越容易通過談判和其他方式解決。一旦中國導彈發射和打擊美國的能力受到諸如反導系統的抑制，中國承受的美國壓力就越強，美國的蠻橫度就越高，中國隨之被迫付出的代價就顯著加大。所以中國全面發展洲際戰略導彈其實惠及兩國，直接服務于維持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良好關系以及國際正常和平狀態，是經典的“以戰止戰”。
　　美國在“啟蒙”中國之后，一度促成了兩國之間比較正常和緩和的狀態，包括忽視臺灣當局和向中國出售一些軍事裝備。美國甚至可能重新對中國施行全面“訓政”，如同中國近代史上民國初政治格局的那一幕，在國家治理和體制改變上不僅進行深度滲透，而且奠定指導性的思想基礎，帶領中國走向美國期望和設計的途徑，并扮演相關的角色，如同亞洲的另一個菲律賓。引入美國模式長期壓制中國，是四十年代末以來美國曾經認為不可能達成的一種格局，卻在八十年代初全面西化風頭之下開始浮現出來，以往的“以俄國人為師”，徹底變為以美國人為師，在引入和學習上大力清除了意識形態和傳統習慣上的障礙。
　　美國其實迫切需要中國發生根本轉向，得以消除一大對立勢力，騰出手來夾擊蘇東集團。中國的轉向已經提前預示了那個龐大帝國日后的瓦解，中國平白為美國結束冷戰、躍升為唯一超級大國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當時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國，由臺灣占據中國這一席位，毫無實際作用，他國也不把臺灣政權等同于管治中國大陸的真正大國，只有中國回到她該有的位子，世界政治的格局才略顯平等，合理地代表亞洲，美國在這方面的讓步是無可奈何的，也是做空頭人情，而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無疑將增加在安理會內對抗蘇聯和東歐可觀力量的潛在籌碼。
　　這一短暫蜜月到1989年結束，美國人受到中國國內政治事件的震撼，突然發現無法按照原定方案將中國納入自己劃定的軌道，仍然是意識形態上的絕對異己，只能另類對待。但是此時美國尚未認真對待中國，或當做可能的潛在對手，除了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外，在實力均勢上不成比例，在其他領域內尚不足讓美國深以為慮。即使中國在西方圍攻之下幾年內仍未如期“崩潰”，他們也堅信當時的中國不會再象毛澤東時代那樣以強硬姿態為主，那么不易把握和操縱，將逐漸陷入技術官員化的陷阱變得謹小慎微。只要美國繼續把握全球范圍內的實力優勢和至關重要的規則制定，中國最終無法逃出既定軌道，難免會回到向美國輸誠和輸出利益的可控地位上。美國已經將注意力放在蘇聯東歐，確定先搞垮最大最可怕敵手的目標，將其大部瓦解，并切實確認其不能復生和再次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
　　這需要付出相當一段時間的精力和努力，必須對付蘇聯垮臺后的混亂局面，既撈取足夠的利益，又要避免局勢失控，特別是處理蘇聯手中殘存的核武器，是當時美國的當務之急，根據協議美國須撥出巨資進行收買，程序復雜，充滿不確定性。更為危險的是分崩離析的帝國留下眾多小國，美國難免要施展手段，把它們拉到自己這一陣營內，使俄羅斯無法再恢復到蘇聯的地位和霸權形態。在歐洲占據強力中心之后，令人頭疼的伊拉克又勞美國出動軍隊，在中東大打一場。在整個這一過程演進之時，中國尚不足為慮，因此當時中美之間直接沖突的可能性很小。
　　美國人此時的心態極好，俄羅斯急劇疲軟，整個歐洲變為任意縱橫之地，美軍在中東動武又壓制住西亞地區的伊斯蘭宗教勢力，整個世界之內基督教大獲全勝，英美式西方經濟模式隨之再次走紅，成為評價一切的規范。與此同時，年輕的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代表“嬰兒潮”年代的人出掌政權，豎起新時期的標志，取代了老布什所代表的年代，表面上完成了更新換代。美國內外前景光明，傲氣沖天，難怪會在此期間出現橫掃一切的“歷史終結論”，實在也是難得再碰上有分量的對手了，看不出會有什么負面因素打斷美國的持續霸權。按照以往的經驗，只要平定歐洲，例如，打敗德國和瓦解蘇聯，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強大對手，最多只是由美國虛心采用部分歐洲的經驗加以改進。歐美處于同一陣線，同宗同源的基督教文明，所以對驕傲的美國人來說改進的空間也實在有限。在這種空前的同一性之下，一些“邊緣”文化沒有機會形成挑戰和取代現有模式。美國人的信心在九十年代初達到頂峰，又簇擁在來自其他地方的人們對美國及其利益的盡力維護和無上崇拜之中，近乎神化，因此控制某些潛在的對手已然不成問題，最終可以使用超級武力，靠施瓦辛格式的英雄人物來強力解決問題。
　　而中國在這一微妙階段內特意采取韜光養晦的策略，避免出頭，以穩定局面。這對當時尚存的老一代人物來講是很不容易的，迫不得已，只能按照實用主義的原則，低頭渡過西方制裁和孤立的難關。海灣戰爭正好轉移了美國相當的注意力，中國得以有成效地專注于恢復經濟。即使是1993年歐美和澳洲等西方國家圍攻中國，通過各種極端政治手段把2000年奧運會舉辦權交給悉尼，沉重打擊中國人的情緒和信心，也沒有引起太多的過分反應，中國照常參加該屆奧運會，與喋喋不休、小題大做的澳洲人保持良好雙邊關系。但是美國炒作的這一政治事件本質上是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引而不發，其潛伏的威力類似于后來美國炸館引起的危機，影響深遠，最后引起二十一世紀初的雙方沖突和中國民間針對美國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大爆發。
　　真正開始讓美國視中國為潛在威脅和主要對手的，是一九九六年臺海危機和中國渡過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兩者意義內容不同，但都向美國發出信號，使其認識到要改變以前重歐戰略的做法和轉換打擊目標。
　　美國一貫故意模糊的對臺政策在一九九六年臺海危機中被迫趨于明確化，突然發現為了這個中國的最大島嶼可能要動用海軍，被拉進一場美國并非迫切要打的戰爭之中。戰爭若發生在兩個大國之間，雙方都沒有退路，難以輕易放手或主動退出。美國人雖然在海灣戰爭之后并不高看裝備落后和實戰經驗貧乏的中國軍隊，但是挑起正面進攻仍然不是他們的最佳選項。海灣戰爭已經在世界上證明了美國的軍事超強，對中國的倉促作戰有可能在不經意間毀掉那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不敗美譽。在航母和海軍方面美國保持著對己方優勢的絕對信心，具有相當的把握擊潰當時落后和嚴重不足的中國海軍。但是事情絕沒有那么簡單，雙方的戰爭會在中國軍艦沉沒之后延續下去，拖住大量的美國兵，使美軍難以從容脫身，甚至被迫展開對大陸本土的攻擊。
　　政治上的考慮更為復雜。美國對臺灣名義上的保護，堅實的法理依據相當薄弱，不過是來自美國議會自行倉促炮制的私貨，美國與臺灣并非軍事同盟關系，非法的“與臺灣關系法”也只是提到保證臺灣的自衛能力，并不能授權美軍名正言順地加入到臺灣針對大陸的戰火中。這是一個主要的障礙，即使是大陸率先開展登陸行動，又有所謂的亞洲民主楷模被“踐踏”的借口，也不足以將美國全面卷入臺海軍事沖突合法化，更何談把戰火轉到大陸，因為沒有一個世界大國公開否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問題只是統一的方式，和平或是武力收回，這是由雙方的意志決定的，很有可能最后還是依靠武力作為后盾或者武力解決。這不是對另外一個國家的侵略，美國難以像侵入朝鮮或攻打伊拉克那樣召集不少國家加入自己發起的軍事干預行列，而利用聯合國這一國際機構通過大規模干預的決議為美國提供法理依據，也無可避免地被中國否決，幾乎不成為一個選項。由美國獨力進行這一對華戰爭，軍事上并非不可能，但卻無法收場，將承受巨大的代價和相當的損失。
　　1996年航母對導彈這種可怕的局面突然擺到美國目前，任意開火將引起大國之間的全面大戰，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美國也要考慮其他盟友的意見，不敢魯莽行事。在中國這一方面，當時軍力孱弱，攻擊力不強，特別是海軍，只有依靠導彈和核潛艇與美國的兩個航母群對峙，并無優勢可言，因此適當地退讓，避過了在不利情況下開戰的可怕后果。由于這一危機的發生，美國開始注意到中國遵循著與己十分不同的計劃，在這一事件上顯示出來的結果是在利益底線上的強硬對抗態度，對美國構成一定軍事威脅，雖然還不是實質性的威脅，但使美國必須認真地對待這一新的對手。美國的對臺政策也隨之更加受到重視，中國已經表明態度，臺海可以成為朝鮮和越南之后中美兩國之間的又一個戰場，任何錯誤判斷和草率行動都可能將美軍卷入在西太平洋與中國的直接戰爭。美國之后不得不嚴密監視臺灣當局的舉動，不得行為過火，以免導致美國被迫直接軍事卷入，特別是在于己不利的時間內卷入，同時著手向臺灣提供更多武器裝備。
　　軍事上的沖突，美國有能力應對，按照例行的分析評估，損失也會受到控制，但在經濟方面，美國遇到更大的麻煩，即中國經濟實力逐步增強，崛起趨勢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也沒有中斷，看來中國開始擁有避免由美國發動的經濟攻勢破壞自身經濟體的能力。臺海危機之后不久，美國找到了沖擊中國的另一個機會。
　　美國在與中國的對立中屢攻不下，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這一手段并不見效，每年到待遇延長之際，就有要求取消的聲音，既來自國會也來自工業團體，但最后的辯論結果往往是延長待遇，因為現實貿易中雙方的需求都很大，使利用這一手段促進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的希望落空。對中國施加貿易制裁同樣沒有達到目的，多種出口產品都受到過調查和威脅，施加各種制裁措施，但是中國也發布對美國的反制裁措施，針鋒相對，最后還要通過談判協調，撤銷那些制裁。所以在經濟上美國影響中國不小，但在對抗時期就失去效力，不由美國人做主，因此美國非常惱火。
　　在這種情況下，制造和掀起一場金融危機就成為測試中國的一種必要手段。金融風暴的發起人是以美國為基地的對沖基金，目標是各國的貨幣和股市。雖然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1994年就認為亞洲經濟發展存在嚴重缺陷，量化規模擴大，產生泡沫，因此經濟危機的風險不遠，但最終還要經由美國和西方的基金之手將這一學術性預測真正變為現實。美國投機基金開始集中攻擊幾個國家的貨幣，包括泰國和馬來西亞，令其損失慘重，經濟大幅滑坡，貨幣貶值，經濟財富消失。對中國來說，最為相關的是香港，即將回歸中國，英國管治面臨終結，中國深感責任重大，非常希望能夠順利渡過這一歷史時刻，但此時金融危機連累香港，并讓香港成為下一個主要的打擊目標。選擇的時間也非常巧妙，讓人發生聯想，在英國人剛剛被迫撤出香港之后不久，特區政府接手之后尚未進入狀態之時，西方金融大鱷的沖擊已經開始落在香港頭上。香港這個曾經的殖民地和金融自由市場，非常適合美國金融大鱷的運作，但以前礙于英國的關系，并未直接進行摧毀性攻擊，即使對英國的貨幣發起過套利活動，也要保持香港在英國管治下的繁榮局面，更要特意制造出香港回歸中國之后經濟大幅下跌甚至崩潰的印象，以驗證那些有目的地散發出的“香港已死”的預測。在人們還深度懷疑“一國兩制”可行性的時候，經濟狀況惡化，從而強迫中央政府出手，不出手就造成香港經濟下滑，失去民心，出手則更加給人以破壞承諾、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的印象。因為金融大鱷以前的出手都有所斬獲甚至大有斬獲，所以對在香港的這一戰他們還是很有信心的，并推出了不少配合理論，特別是自由市場不干預的理論，讓新上位的特區政府猶豫不定。
　　但是香港特區背后的中央政府并沒有在這一問題上猶豫，不允許外國勢力輕易擊垮新的特區，不管是政治勢力還是經濟勢力，在香港的事務上都要逐漸由大陸來主導，不再繼續是英美集團和資本的樂土。本來“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為大陸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作相應的貢獻，而不是讓香港在回歸之后反過來成為大陸的經濟負擔，大陸對香港的借力要持續一段時間，其間不希望發生劇烈動蕩，比西方人更不希望香港的衰落。沒有想到的是這個直接的挑戰這么快就來臨了，應對不當，香港經濟滑坡或者垮掉，直接影響大陸，不僅香港市民承受財富上的負資產，而且香港本身也蛻變為大陸的負資產，牽連甚廣，回歸的意義和正面作用將消逝。面對這一嚴峻局面，中央政府也不得不決定必須采取積極的對抗措施，不能回避矛盾，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保衛香港和大陸在香港的利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擯棄那些按照古典經濟學規范提出的做法，拒絕它們對危機對策的干擾，毫不猶豫地保護自己的巨大利益。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西方影響深入骨髓，西方人的思維和議論倍受推崇，很難出現背離西方說教和規則自立一說或自行其是的，更加少見直面西方的憤慨和恐嚇而不退縮的。對新特區政府來說，這一點更加難得，因為其中大部分人都一向在港英政府的體制內受雇和活動，在英國人手下當差時任何言論和行為都受到督導，最終的決策人和裁判人是英國總督，英國人的判斷和抉擇出于他們自己的考慮，無須顧忌香港本地官員的想法和主意，面對香港以前出現的危機時都是如此處理的。港英政府內的香港官員只是處于一個英國人政策和決策執行人的位置，不必最終負責，也就很少從政策決策的角度考慮事務和行政。這一特點使香港殖民政府下的香港官員易于出現得過且過、疏于負責的習慣，矛盾上交，一切有英國人做主。一旦英國人被迫撤離，百年以來的習慣很難更改，使新特區政府的官員多少一時措手不及，在面對危機必須作出決斷的時候容易出現失落和顧此失彼的情況，甚至錯過采取有效行動的機會。唯一的優勢是現在他們可以把注意力從英國總督那里轉到中央政府，尋求中央的最終支持和政策導向。
　　西方在后冷戰時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成功控制輿論和他人的思維，一切從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和現象，其實際效果比用武力和金錢要更加有效和全面。對亞洲金融危機來源的解釋，一般人很容易按照西方經濟學、基金經理和媒體的方式解釋，邏輯趨同，而在美國和歐洲對沖基金金融大鱷準備大舉沖擊香港港元和股市時，香港不少人出于他們受到的西式教育，從反對政府干預市場這一西方經濟學遵奉的鐵律出發，強烈反對香港特區政府出手捍衛“聯系匯率”，希望任由香港貨幣上落和股市動蕩，而不干預原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出現象泰國銖那樣的大貶值，也要任其發生，坐而不理，目的只是捍衛他們歷來崇尚膜拜的西方規則和教條，其他可以一概不顧。
　　香港境內在末期港督扶植下出頭的一些政黨首腦也在媒體上呼吁不要捍衛港元，任由金融大鱷往來，上下其手，反而是進行抵抗則會在未來造成無法想象的災害，破壞香港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在政治上成為大陸的附庸，從而再也得不到西方人的信任。
　　回歸僅一年時間，香港人對大陸和中央政府的揣測之心未去，這一類的言論很合不少人的胃口，特別是在面對美國金融集團的洶洶氣勢時，信心十分不足。學術界更加是西方理論和教條的天下，經濟學教授們的解釋一如既往地偏向于美國一方，中心思想就是即使遭遇巨大危機，財富巨虧，也比損害香港寶貴的自由市場經濟內涵要好。像索羅斯一類的金融天才本來就是很多學者崇拜的頂級對象，而他又特別多次公開發表言論呼吁香港不應該抵抗，也不會成功，那么西化到底的學者和政客自然不會主動地改變立場，贊揚捍衛香港經濟和金融的活動，而是使用教科書的語言和按照美國人的論斷發表他們自己跟隨性的想法。這對香港特區政府采取主動措施防范金融危機和打擊大鱷的決定造成很大的困擾。當時的特區政府高層確實難以下決心，抵抗和捍衛，但前景未明；放棄，就會承擔經濟崩盤的最壞后果，那些偏頗的輿論和巨大壓力讓當時特區的主管官員十分郁悶和彷徨，甚至夜不能寐，戚然淚下。此時沒有英國人在總督府作最終決定了，而且此次風暴發生于英國人剛剛離去之時，確實詭異。最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承諾和引導下，作出政治性決定，在以后金融危機沖擊真正來臨時，中央和香港政府已經達成共識，利用香港的經濟實力和財力，全力對付美國金融大鱷和國際炒家的沖擊。對決之日真是驚心動魄，以香港的全部家底與美國金融大鱷豪賭，大筆投放美元和買入港元，承接所有被拋售的香港藍籌公司股票，最后頂住了風暴，但仍然不免心軟了一下，未能嚴格執行清交規定，給以外資大鱷足夠的時間離去，減少他們理應遭受的巨額損失。中國大陸由于金融產業的封閉性而避免承受直接沖擊，在香港發生的這場硬仗成為中美雙方交手的戰場，香港匯市股市的穩定基本上結束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肆虐，美國對沖基金嚴重受損之后，失去沖擊力和必需的財力，甚至出現破產，此次由美國人挑起的有針對性的金融風暴也就走入尾聲。
　　在此金融領域的對抗之后，中國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美國轉而尋找其他對手和敵人，所以中國清靜了不少，再無如此劇烈的風暴襲來。在這一安靜時間內美國確實沒有什么心思解決中國問題，因為它自己正面對無數挑戰，冷戰后的克林頓黃金任期，正在充滿自信地迎接新世紀之時，出現了那些美國人基本上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挑戰和麻煩。二十世紀最后兩年爆發的網絡泡沫破滅對美國經濟產生相當的震撼力，因為美國一直是以技術領先和創新聞名的，甚至對德國日本的先進制造技術和工藝不感興趣，認為只有他們才是引領世界、創造奇跡般財富的國家。
　　通過制造網絡泡沫，大量高科技公司涌現出來，大把燒錢，因為它們似乎代表了未來的收入和市場，特別是上市之后的高股價更加讓那些幸運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腳。但是收入回報仍然是個問題，最后令熱門的網絡公司難以為繼，而網絡泡沫最終爆破之后，人們才能夠看清背后其實仍然是金融資本運作，一時獲得成功，巨量的損失主要是由被誘惑的投資者和股民承擔的。網絡泡沫的破滅表明美國在從實體經濟到虛擬經濟的軌道上已經無法扭轉了，只有持續地玩弄金融財技，制造更多的泡沫，吸引資金和投資，才能繼續維持下去。網絡經濟上升期間人們就有很多疑問，沒有制造任何產品而只是擺弄電腦的公司真正能夠生存下去和盈利嗎？實體經濟的基礎已經被金融轉移和數字代替，形成自我循環的過程，并主動或被迫地進入下一個泡沫中的循環。
　　美國起源的網絡泡沫危機很快就被安然公司破產的震撼性事件所掩蓋。對美國經濟和企業來說，當時這一前所未有的大破產對美國經濟的基石，即美國企業的沖擊更大，因為新興起的網絡公司還可以有破產的借口，而美國前十大公司之內的公司遭受破產則很難讓人接受。更有甚者，安然暴露出美國公司的軟肋，即做假賬、蒙騙股民和監管機構、虛報收入，這些都讓人對上市公司和跨國公司產生疑慮，也對美國產業內的監管會計審計等都連帶產生懷疑和不信任。美國的企業就是靠名譽和品牌經營向外擴展的，一旦聲譽受損，受到懷疑，整個體系的運作都受到威脅，包括政府的監管職能。安然事件的一個間接后果，就是以前曾經是極不受重視的偏課“商業倫理”和“企業責任”，因為美國自己的惡例而被突然加以強調，世界各地大學里的經管碩士課程都開始大講特講。在安然事件之前，公司首腦肯.雷的業績被作為典范寫入美國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其大膽創新的精神值得所有美國公司學習，使安然由一個地區性企業暴漲為跨國大公司，這是每一個公司主管都夢寐以求的事，毫無疑義要盡力模仿和趕上。
　　安然破產之后，形勢大變，美國大學又開始尋找新的典范，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企業領導人的出現是公司極端追求利潤的必然產物，是經營環境所致，必然層出不窮。
　　網絡泡沫和安然破產兩例實際上都是對美國的警示，提醒人們在美國面臨的風險遠大于回報，那些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模式和規范存在著很大的漏洞，經濟模式并非健全無誤，即使對非美國人來說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被視為楷模，卻一再暴露弊端，直到再次爆發。貪婪本來已經在網絡泡沫和大公司破產中表現無遺，這一痼疾卻讓其他事務和美國政府的欺騙行為所掩蓋過去。
　　令人更加失去信心的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不僅令反恐成為時尚，限制了美國自由社會的內部機會，包括資金的流動，更將美國的注意力和精力轉向海外，連續發動對外戰爭，動用大量軍隊和資源，追求實現海外目標。
　　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新保守主義利用甚囂塵上的愛國情緒占領了美國政治的中心舞臺，成為社會活動的中心思想，主導了美國輿論媒體，使美國人在將近十年的時間中變得謹小慎微，喪失無數權利，陷入新保守主義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或沒有勇氣自拔。此時的美國與以往歷史都不同，具有狹隘的視角和關注點，不顧其他，像一個蒙眼的瘋狗，咬住任何可能的疑似目標，對失去道德高地、軍事行動理據和可行戰略等的質疑，一概置之不理。軍費的支出更加驚人，兩場戰爭耗費美國萬億美元，時間拖長至十年，超過了越戰。按照奧巴馬的講法，美國將大部分的兵力和資源投放到伊拉克戰場，國家的外交重心和國民注意焦點也集中在伊拉克，畸形發展，然后是阿富汗戰場，漫漫無期。美國最初絕對沒有想到會拖延得如此之長久，特別是阿富汗戰爭，原計劃在打敗塔利班和降服個別反抗的部落武力集團之后，短期內結束軍事行動，然后期望順利安全地推行美式架構和扶植代理人政府，直到安然退出。美國政府起初認為這些步驟都是可以按部就班地進行和終止的，但是事情并沒有像預設方案和好萊塢大片腳本般地發展，軍事行動仍然在繼續，規模不斷擴大，戰果和控制區域則逐漸縮小。兩場海外戰爭讓美國失血和失去豪情膽氣，前景依然暗淡，在未結束所有這些噩夢的前提下，美國智囊們只有像在越南戰爭中那樣，繼續掙扎下去，連隨后上臺的魅力總統奧巴馬也無能為力，別無選擇，只能作出阿富汗增兵三萬的痛苦決定，與意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相對照，實際上是把自己推上戰爭總統的位置。
　　同時，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極端性在戰爭的背景下迅速高漲，壟斷了美國輿論和思想界，使大多數美國人在一種特殊的強烈的恐懼感之下噤若寒蟬，一向甚為引以自豪的所謂言論新聞自由，在短期內就變為十分可疑可憐的自我吹噓，連那些媒體明星也變得言不由衷，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限制，最安全地是盡力鼓吹愛國主義，呈現一派全面向右轉的景象。這一強烈的單一傾向和趨同性進一步激化了美國內部左右翼之間的沖突，難免在布什政權后期引發關于前景和政策的普遍爭論，直到2008年大選，新保守主義在共和黨失敗后突然陷入低潮，不復時髦，對美國公眾和媒體的洗腦效果大減。當然美國人并不會就此承認他們發動兩場海外戰爭的不合法性，這是他們的底線，任何美國政客都不想跨越，即使是像奧巴馬這樣公認的開明人士也在諾貝爾頒獎禮上為美國盡情辯白，但是戰爭的殘酷和耗費卻是無可懷疑的事實。這些年之間美國的重心放在那些非常惱人的問題之上，兩黨之爭，左右翼之爭，藍紅之爭，不亦樂乎，壁壘鮮明，爭吵激烈，情緒激動，確實無暇旁顧，直到奧巴馬上臺才理出些許頭緒，被趕下臺的共和黨政權短期內喪失輿論和政策的主導權，單邊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受到沉重打擊，開始淡出，一時變為不時髦和政治不正確的同義詞。
　　在美國陷入各種內外麻煩和新保守主義高潮的時候，轉過頭來，突然發現中國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可以與西方強國并肩而且逼近美國的位置，自然引起美國警覺和相當激烈的反應，匆忙調整政策和關注重心。癥狀之一就是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美國的富佬形象轉變為以借貸為生的平民。
　　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初積累了巨大的貿易逆差和天文數字的債務，包括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和各種機構和公司債券，數額龐大得令人難以置信。這些都需要外國投資者的注資才能實現，而正在發展的中國成為一個格外突出的買家。這已經違背了經濟學的常識，在中國國內廣泛流行的曼昆所著《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里邊，已經對這種資金的逆向流動提出質疑，當時還只是2001年，中國剛剛開始購買美國國債，其后的發展超出想象，對美國人來說更是不可思議。
　　二戰之后流行的發展經濟學解說應該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多余的資金，形成巨大的海外投資和擴大本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在七十年代之后也是幾十年如一日地積極吸引美歐日的投資，但形勢的演進最后卻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無論如何，富裕發達的美國變成中國的債務人并且無力還債，這讓美國在霸權籠罩全球的盛況之下突然發現自己的軟足。美國人目下仍在享受中國送來的資金，保持他們利率的穩定和房地產業的發展，而且實際上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也間接為美國的海外戰爭提供資金，中國八九千億美元的國債基本上與美國近十年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的龐大軍事開支相當。
　　出現這種狀況并不是美國對中國的增長和動向放任不顧，或防范之心有稍許松懈，而純粹是因為在多重泡沫和海外戰爭的背景下，被迫暫時不將對華遏制放在優先考慮之中，輕重緩急次序發生變化。這段時期內，美國對中國的打擊主要是側面的、間接的，在沖擊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和金融體系之后，美國也對中國在歐洲的利益進行打擊，1998年用導彈攻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是前所未有的侵犯領土主權的行為。說它是間接的，是因為美國政府盡快采取了挽救措施，使雙方沖突未能升級，一向受到中國人贊許的克林頓多次公開道歉，在國際舞臺上一貫傲慢的奧爾布賴特女士也緊急行動，按照中方的要求處理后事，結果使緊張狀態下降至正常狀態。雖然這一惡劣事件在中國民意中留下深遠影響，但當時并未重創雙邊關系，以致中美雙方能夠在1999年年底、炸館事件幾個月之后就結束了長期難纏的入世會談，達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
　　中國同樣沒有給美國造成重大麻煩，特意韜光養晦，沒有出頭對抗美國在世界上瘋狂無忌的單邊主義行動，避免招來美國的特別關注。美國也愿意先集中解決它自認為首要的問題，再轉向應付下一個問題和挑戰。可惜這一次美國沒有能夠享受到充分的時間間隔進行分項打擊，在它準備集中對付中國之前，被迫打擊伊斯蘭激進恐怖組織，而在美國尚未解決棘手的戰爭問題時，已經被迫面對新興國家中國在實力上的挑戰，即連續超越德國和日本，在總體實力上成為美國之后的經濟大國。雖然并不是中國特意要以實力恐嚇或擠走美國，只是經濟實力上和美元儲備上呈現一種上升的驚人趨勢和擴張的跡象，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之內就與九十年代大為不同。美國雖然不愿意看到這一日漸臨近的競爭，但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減緩競爭的沖擊和從耗費金錢的漫長戰爭中及時抽身。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也迅速蔓延，讓美國措手不及，后來轟然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最為拿手的金融財計落空，虛擬經濟泡沫被戳破，此消彼長，制造出一個難得的機遇，使中美之間戰略地位的調整易位開始具有切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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