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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營企業家沒有“原罪”，黨和政府卻有“原錯” 　　2004年前后，一些有罪富豪如上海首富周正毅等被依法問罪，引起社會上一股要追究民企“原罪”的風。“原罪”是《圣經》中的說法。根據《圣經》，人本來是神創造的，但是人的始祖亞當與夏娃因為不聽上帝的教誨，在伊甸園中偷食禁果而被逐出天堂，從此人生來就是罪人。“原罪”的含義一是生來有罪，二是全體有罪，三是不能自救。 　　一些人把“原罪”移植到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頭上。按照他們的表述：中國的民營企業是一個暴富階層，是有“原罪”的。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民營企業一起家便違法亂紀，他們創業初期的種種行為都可能是不合法的，往往同走私或者賣假貨有著關聯。“第一桶金”都可能不太干凈或者來路尷尬，其原始積累充滿了血腥和罪惡，如此等等。加上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中國傳統觀念中又素有“為富不仁”的看法。而一些有罪富豪的落馬，又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仇富”心理，更讓一些人找到了發揮的理由。一時間，“言三至兮惑其母，曾參殺人市有虎”，人們自然而然地用戴著有色眼鏡的眼光去看民營企業。 　　2004年年初河北省發出1號文件，提出對民營企業家初期犯罪行為不予追究，曾在一段時間內引起廣泛關注。大體上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是“法外開恩”，認為不追究民企“原罪”，是對過去體制扭曲的一種理性和建設性的告別。我國正處在經濟起飛階段，放棄追究“問題富豪”，猶如西方國家司法中通行的“大赦”一樣，在特定時期通過制度建設，引導和促使“問題富豪”變為“陽光富豪”是可行的，是利大于弊。有人援引我國香港和其他國家的不少先例，認為這對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種意見不同意 “法外開恩”，認為我國刑法對起訴犯罪的時效有著明確的規定，對所有人都一樣，并非單指民營企業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談“法外開恩”？認為民營企業是在黨的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以所謂的“原罪”來評價民營企業的發展，再來一條“法外開恩”，這是不公正的。 　　其實，以所謂的“原罪”來否定民營企業絕非自今日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著對民營企業的種種歧視和指責。但是民營企業是中國轉型時期的產物，民營企業是在黨的政策指引下發展和壯大起來的，它的存在和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同改革開放前原有社會框架的沖突，其實質是新舊兩種體制、兩種政策的矛盾。因此應當客觀地、歷史地、辯證地看待民營企業的發展歷程和存在的問題，不能以所謂的“原罪”來對民營企業說三道四，包括所謂的“法外開恩”等等，這是不公正的。特別應當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政策屢有變動。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評論黨和政府同民營企業的關系，如果真要追究的話，今天不應該是追究民企的“原罪”，而應該是追究黨和政府的“原錯”。 　　前面說過，在民族解放戰爭階段，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曾經非常正確地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改變了觀點和政策。1952年他提出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急忙宣布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了一場“向左轉”的向社會主義過渡，要求在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再是要等到“遙遠的將來”才向社會主義過渡。再以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地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這一政策的修改，使20多年來民營企業和非公有經濟在中國幾乎瀕于覆滅。 　　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民營企業家走上了致富之路。人們常說，這得益于黨和政府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富民政策。但是更正確地說，這應當是黨和政府勇敢地改正了執行多年的錯誤政策。當然，另一方面也與民營企業家自己的智慧、勇敢和勤勞密不可分，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勇于同計劃經濟下的體制、法規、道德和觀念進行碰撞，特別是勇于沖破反對資本主義的錯誤政策，并且付出了若干代價包括牢獄之災的一個成果。在此，我們不得不再次提到前面所說的“鄧小平三保年廣九”的故事。在那個特定時代的大背景下，大膽帶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年廣九，還是沒有擺脫牢獄之災，付出了《法人》雜志稱之為 “那些略顯殘酷、打著時代烙印的代價”！面對“傻子瓜子”這一類民營企業的艱難成長和年廣九這樣一些個體民營企業家所承受的那種“打著時代烙印的代價”，提出要清算“原罪”或“法外開恩”，豈不更顯得殘酷無情和缺乏根據！ 　　回顧30多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中國民營企業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也是伴隨著改革與發展而成長起來的。概括說來，有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誕生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當時許多經濟活動有個從錯誤政策向正確政策回歸的過程，許多經濟行為有個從非法到合法的過程。比如，原來不允許長途販運，后來黨和政府修改了政策，承認長途販運不算投機倒把。原來不允許包產到戶，后來承認包產到戶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原來批判農民把自留地的蔬菜、瓜果、禽蛋拿到集市上賣，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后來正式允許小商販、大商販買賣，允許業主自己開店鋪，直到雇工。原來國庫券不允許私下買賣，現在正式上市交易，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次重大經濟政策的調整，幾乎都伴隨著對原有政策法規的沖擊和突破，由此催生了一批批“一夜暴富”的富豪。而且在民營企業家當中也總會有一些勇敢分子，會在這個過渡期甘愿冒風險利用經濟體制轉軌中的這段空隙（所謂“鉆空子”），因而在創業初期會有某些沖擊現行法規的所謂“不當”行為。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在經濟轉軌發展過程中必然要承擔的“打著時代烙印”的代價，而不是宗教意義上所謂的“原罪”。 更進一步說，當初共產黨打天下，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號召，允諾對資本主義實行 “贖買”，實行限制、利用和改造，后來屢屢食言；最后發現是犯了“左傾”“冒進”的錯誤，不得不修正錯誤，回到原來的政策。所以我認為，如果一定要講合情合理合法，那么這是更應該由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來承擔的“原錯”，而不應該責難民營企業所謂的“原罪”。 　　第二種情況，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很多人都是從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中分化出來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順應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義無反顧也是萬般無奈地承擔了黨和政府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實行的精簡機構和裁減人員的政策后果。不少人頂著“下崗”的社會譏諷，不捧“鐵飯碗”，不吃“皇糧”，艱苦創業，創造財富，解決就業，貢獻稅收。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的財產來源于改革開放后的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這與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有本質的區別。這里沒有“原罪”，有的倒是黨和國家對他們的歉疚！ 　　第三種情況，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我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民營企業家群體，被稱為“新生代”。這個新的財富群體主要是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紛紛亮相。他們同其父輩們那種創業過程更是絕緣的。有調查說，33歲的丁磊，其第一桶金是1995—1996年間靠寫程序而賺取的；遠大空調集團總裁張躍，其第一桶金來自自己所發明的無壓鍋爐……這是“新生代”民營企業家的縮影。人們從中發現，知識分子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貢獻，中共十六大工作報告把他們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贏得了黨和國家的敬重。 　　第四種情況，非公有經濟中的確有某些人的資本積累并不完全是通過合法手段完成的，也的確有極少數嚴重觸犯法律的富豪，如賴昌星、周正毅、張榮坤等，是通過非法手段、權錢交易獲得財富。盡管這是極少數，并不代表整個民營企業或民營企業家群體，但罪就是罪，而不是什么“原罪”，該追究的，黨和國家還是要依法追究的。 　　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后來又經十七大重申，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精神已經寫進憲法。新的憲法把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確定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民營企業家對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當前，我們最大的任務就是進一步貫徹十六大、十七大的精神，拋棄以前不公正地對待非公有經濟一切過“左”的精神枷鎖，把憲法精神落到實處，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構建有利于民營企業積累和發展的社會氛圍，推進民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而不是讓所有民營企業家都背上所謂“原罪”的精神十字架！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