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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網讀書頻道

衰落之源

到底是哪些缺陷導致美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力被顯著削弱，從而失去自主創新的愿望和能力？進步時代充滿了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批評，其中的一些批評催生了有效的行動，例如對壟斷現象的反制。當時的反對理由是基于靜態的資源配置：壟斷力量可以限制產量，提高相對于成本的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如果是所謂的“自然”壟斷行業，由單一企業進行生產能獲得最高的經濟效率，就將其改組為接受價格控制的公共事業機構。進步時代還把批評指向原始的自由主義教條，比如不應該給予工資補貼、利息收入不應該征稅等。然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試圖尋找的缺陷是制約創新能力的因素，這也是本書的主題。
　　
　　大企業、共同基金和銀行的結構性缺陷
　　
　　美國產業界和金融界的老手們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發現了嚴重的缺陷。某些缺陷已經擴散，過去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的一些企業組織辦法，如今都需要從創新的立場出發重現檢視。
　　杰出的商業史學家艾爾弗雷德·錢德勒用“管理革命”這個鼓舞人心的說法描述“專業管理”的崛起，它們可以把“多重產品線”納入由中高層經理人組成的層級管理體系。
　　到20世紀中葉，這些企業雇用數百甚至數千名中高層經理人監督幾十甚至幾百個經營單位，員工總數達到數萬甚至數十萬……世界歷史上很少有一種組織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展到如此重要和普及的程度。
　　這種新型管理方法得到了廣泛贊譽，它能找到最節約成本的生產方法，從而提高經濟效率。這種新型管理方法本身就是杰出的創新，它改變了全世界的經營實踐。此外，新興企業的規模之大，使其可以依靠自有資金開展小型企業難以承擔的創新項目。然而不利于創新的因素也隨之出現：在傳統的小型企業里，即使是最底層的員工，只要他們有新奇或與眾不同的想法，就有機會傳遞到較為高層（就算不是最高層）的管理者那里。因此，企業員工會更留意自己靈光一閃的瞬間，從而更容易獲得創意。但是在管理層級極其復雜的大企業里，員工看不到這樣的前景。
　　有人或許會問，為什么企業所有者不進行干預以控制公司規模、改善內部溝通？原因在于，大企業（包括那些成功進軍甚至開創某個產業先河的大企業在內）都容易有所有大型層級組織共有的內部交易的弊病。即便公司的首席執政官本身就是最大的股東兼董事長，情況也是如此。有關微軟公司的報道就是典型案例。
　　在我任職初期，我們工作組的繪圖專家發明了一種在屏幕上顯示文字的方法，名為超清晰顯示技術……電子書已經采用了這種技術，而且該技術幾乎對任何帶屏幕的儀器都有價值，因此稱得上是微軟擁有的潛力工具。可是這種技術讓微軟公司的其他工作群組感受到了威脅和不快。視窗群組的工程師們虛偽地宣稱，這種技術在展示某些色彩時會出現故障，辦公軟件產品部門的負責人則說這種技術讓他頭疼，便攜設備部門的副總裁更直接，聲稱只要我把這個項目和程序員轉移到他手下，他就會支持和采用該技術。最終的結果是，盡管這一技術獲得了廣泛贊譽和內部推廣，并申請了專利，卻花了整整10年時間才在視窗操作系統中推出完整的實用版本。
　　內部競爭在大公司里很普遍，激勵創意的競爭是明智之舉，但是在競爭失去控制甚至帶有破壞性時，問題也就來了。微軟公司形成了一種有功能障礙的企業文化，大型既得利益集團可以獵捕那些新興團隊，蔑視他人的努力，不公平地和他人爭奪資源，不斷排擠對手……微軟公司的未來堪憂。
　　首席執政官即使同時兼任董事長（甚至本身就是公司創始人），手握強權，類似的問題依然難以避免。很多創始人并不具備管理一個復雜組織所需要的才華，或者不愿意投入必要的時間。臉譜網（Facebook）富有遠見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就很明智地招募了一位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過隨著公司組織越來越復雜，就需要分權給中層經理人，麻煩也在不斷產生。各種問題雖不足以完全阻礙公司創新的步伐，但肯定會拖累前進的速度。
　　對大公司而言，即便最優秀的領導人也難免管理不當，如果公司控制權掌握在創始人和控股股東以外的職業經理人手里，情況可能更糟。在職業經理人階層出現后不久，就有人指出把大公司的治理交給這些人可能存在嚴重的缺陷，例如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納·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年）一書中的評論就是非常經典的批評。股票工具可以使公司的股權持有人迅速獲得資本收益，哪怕公司從事的項目在很多股東都已去世的遙遠未來才能產生利潤，這種做出長期承諾的妙招屢試不爽。然而，大公司經理人也由此產生了背叛股東利益的想法（當然未必都會付諸行動）：青睞那些會在他的預定任期內產生回報的項目，而放棄時間跨度更大、前景更遠大的項目。為防止此類行為，給經理人制定薪酬標準的董事會明白，在股票價格上揚時可以給經理人提供獎勵，某些時候還可以在股票價格下挫時收取罰金。然而經理人（尤其是有年幼子女的經理人）會要求更高的固定工資，以彌補罰金損失。此外，這些做法還會迫使經理人回避所有給自己帶來風險的投資項目，特別是成本較高的長期項目。注重長期回報的精神依然很難成氣候。有時，強勢的大股東可以幫助解決公司治理問題，而某些與經理人同樣短視的法人股東則會使問題雪上加霜。
　　近年來，大公司的短視行為隨著共同基金的興起愈演愈烈——這是路易斯·洛溫斯坦（Louis Lowenstein）及其兒子羅杰·洛溫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研究課題。對沖基金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那些較為忠實的、不經常換手的投資人，因此會高度規避股票價格有大幅下挫風險的公司。共同基金會宣告其投資的公司下個季度的盈利目標，并給公司施加相應的壓力。于是，這些上市公司的經理人被迫把很多精力放在實現季度盈利目標上，而不是思考長期投資和創新戰略。
　　共同基金還造成了更多缺陷：它們進行極為廣泛的分散投資，使財富所有者喪失了利用自己獨有知識的動力，他們不再需要分析特定企業、產業和技術的情況，只需要簡單地把財富委托給一家或多家基金即可。新古典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用科學的資產組合分散投資能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實際上正如阿瑪爾·畢海德（Amar Bhidé）發表于1993年的《股市流動性的隱含成本》（The Hidden Costs of Stock Market Liquidity）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巨大退步。對我們目前的議題來說最重要的是，由于共同基金對各種類型的公司保持相對穩定的投資權重，這會使發現特殊機遇的公司幾乎看不到其股價的相應漲落，以至于錯失投資和創新良機。此外，人們把投資決策委托給專業機構，這也會削弱他們了解公司實際情況的動力。
　　最嚴重的是，現代經濟的各種缺陷集中表現在大型投資銀行內部。金融市場的許多不完善之處目前已被修補，資產流動性大大增強。于是，大型投資銀行將其很大一部分資金（及金融業的大量專業人才）用于貨幣和政府債券的投資，而不是用來評估各公司和產業、判斷新的發展方向的價值。此外，這些銀行的風險水平也大幅提高。很多過去一直采用合伙制、由合伙人承擔重大責任的銀行如今已改組成公司制，在股票市場上市，而股東們對它們的控制力卻很弱。在遇到麻煩時，股東將蒙受損失，而不再是合伙人身份的經理人卻無須對任何錯誤的投資決策承擔個人償付責任。從這個角度來講，它還稱不上“賭場銀行”（casino banking），因為賭場不存在這種道德風險。諷刺的是，銀行卻宣稱可以通過大數定律科學且精確地管理風險。
　　銀行的投機行為還加劇了整個經濟遭遇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和嚴重沖擊的風險。在利率較低時，銀行傾向于借入短期資金、貸出長期資金，因為在通常情況下長期利率的下降幅度沒那么大，銀行輕輕松松就能從中獲利。雖然從概率上講這很有利，但也容易導致“賭徒破產”的結局。如果短期利率意外回升，引起長期利率提高，使其價格相應下跌（就像長期投機泡沫之后房屋價格下跌一樣），銀行將在借款中遭受巨額損失。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并沒有要求投資銀行必須靠長期借款進行長期貸款，因此在債券到期之前，銀行還有挽回損失的機會。這種無約束的金融投機的另一種社會效應是，迫使各國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民粹主義的限制措施，這有利于已經掌握資本的既得利益者，卻增加了新興企業的融資難度，并使它們擔心能否在下次危機來臨之前完成項目，總之不利于創新。當然，這并不是說應該全面禁止個人、企業和銀行的任何投機行為。
　　在很多方面，美國的商業銀行（為家庭和企業提供儲蓄服務的銀行）受到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限制。之前1929年的危機曾致使美國1/5的商業銀行倒閉，前任檢察官費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在國會舉證說，銀行在過度投機中推波助瀾。該法案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證券發行承銷業務、為顧客買賣股票債券的經紀業務，以及通過自身賬戶買賣股票債券的自營業務。然而到1999年，該法案被取消。隨后幾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銀行紛紛建立或收購投資銀行，通過大量短期借款提升資本杠桿率。
　　人們所說的“惡性競爭”給銀行業和航空業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不過這個術語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斷開辟新業務，銀行不斷向外發放貸款，都是考慮到企業管理費用可以分攤到越來越多的航線和資產上，從而提高利潤水平。可是，當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擴張之時，它們之間的競爭會破壞彼此的盈利機會。2005~2006年之所以出現瘋狂的“打包分銷”貸款浪潮，也是因為銀行考慮到如果不把新資產賣掉，損失就只能自己承擔。但它們沒有考慮到競爭對手也在做同樣的打算，從而導致整個產業過分膨脹。結果就是，這些產業不斷爆發的危機造成了就業和利潤的損失，也波及其他經濟部門。
　　銀行業違背了現代經濟的基本概念，它們投入巨額資產參與賭博，而沒有形成現代經濟良好運轉所必需的遠見和判斷力。
　　
　　金錢文化、自負心理、做和想
　　
　　曾于20世紀80年代擔任法國總統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埃爾·密特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RTL電視臺采訪時批評了法國的經濟文化：“眾所周知，今天的制度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之上。金錢是導師，金錢決定著一切。”這一論斷不但明確指出如今比過去有著更強烈的“向錢看”的傾向，而且意味著資本主義是靠金錢驅動，而密特朗、貝當或考伯特（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政治家）主張的社團主義則不是。然而在社團主義經濟制度中，尋租和庇護行為也在追逐金錢，與前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一樣。但與社團主義不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除了人們對利益和金錢的追逐外，還在于他們想創造不同的愿望：為社會做出貢獻，讓自己青史留名或者參與激動人心的事業。
　　即便在美國，金錢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也頗具誘惑力。收入最高的1%的群體十分在乎少交稅，而剩余的99%的群體十分渴望政府對高收入者嚴加看管——如果媒體上的議論準確的話。這些景象實在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在探究經濟活力下降的原因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與20世紀60年代或20年代相比，金錢在今天的影響力是否更大？知名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深入觀察過金錢在20年代的美國的地位。他注意到，除經理人外，其他員工對業務都沒有發揮想象、思考或投入感情，于是希望通過雇員聯合體培育一種“新個人主義”。他的巨大貢獻是，把員工的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引入公共議題：過程同樣重要，目標的正確并不代表手段的正當性。杜威在1929年寫道：
　　我們生活在金錢文化中……人生的價值由在金錢游戲中展現出來的能力決定……工薪階層的父母最大的夢想就是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商務階層或專業階層……最受贊譽的個人品質是對自身利益的清晰判斷，以及不惜任何代價進行捍衛的決心。
　　杜威繼而分析了這種新 “金錢文化”可能的來源：
　　工商界追逐利潤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機器的發明賦予它們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和影響范圍……機器和貨幣的最新組合形成了當代文明的金錢特征……這顛覆了個人主義觀念的以適應金錢文化的現實。
　　杜威的說法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解讀。市場規模的擴大刺激了高層經理人要求更高薪酬的欲望。里根時代下調高層經理人、銀行家和投資人的高端所得稅稅率，也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對金錢的瘋狂追求，而這種瘋狂又被布什在21世紀前10年的減稅政策繼續放大。用杜威的觀點來看，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進程和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金錢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再度被強化：從上海到慕尼黑再到硅谷。企業走向世界、個人成為億萬富翁的壯麗景象很自然地點燃了許多企業和個人的激情。股票市場在60年代的巨大收益，私募股權機構在80年代通過并購積累的財富，以及90年代的互聯網投機熱潮，都證明了獲得永無止境的超級回報的可能性。
　　本章要回答的問題不是“貪婪到底好不好”，這是下一章的話題，現在的問題是，對金錢和財富的欲望升溫，與70年代早期以后美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有沒有關聯——導致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工作滿意度下滑以及大規模財政刺激、監管機構的失職和投機熱潮？答案是肯定的。追求財富與追求創新之間存在沖突，很多人因此離開了創新之路。而且投資人和經理人對掙快錢的興趣提高了，金融業通過增加資金杠桿在其熟悉的領域投入巨額賭注（對居民家庭貸款、從事政府債券和外幣交易等），并進入沒有太多經驗的領域（資產抵押證券和信用掉期交易等）。而實業部門的擴張和投資則被擠壓。由于可觀的金錢回報，越來越多有天賦的年輕人選擇投身金融業，而非產業部門。大量資本也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行業。由于這種趨勢是全球性的，不能完全依靠外幣存款提供資金，本國的產業投資必然會受到影響。
　　對金錢的過分癡迷無疑是美國社會好訟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些人羨慕他人才華，但對此幾乎無可奈何而嫉妒他人財富的人卻可以抓住（必要時甚至故意制造）機會起訴對方。訴訟文化必然使創新經濟失去某些活力，因為人們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于相互間的訴訟，而非創新。硅谷的一位企業家評論說，當下的新興企業需要的律師數量和工程師數量一樣多。
　　還有幾位觀察家分析過當代社會主流文化發生改變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爾夫人的觀點與我們頗有共鳴：她發現，過去人們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獲得某個社會地位。在社會地位或身份為主導的文化中，人們為壓倒他人而戰，只想著往上爬，而不是創造財富，杰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認。這種文化會貶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質（如意志力、判斷力和關懷），卻對他們平時的習慣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來，許多描寫杰出人物的傳記，通行的寫法都是關注主人公的失敗之處和違法亂紀行為，包括埃德溫·哈勃（Edwin Hubble）、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和艾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傳記等。最近有關托馬斯·杰斐遜的傳記更是如此，書中描寫他贊同奴隸制，實際上他對于奴隸制的厭惡在他的公職活動中表露無遺。某些評論家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指責批判，而不著力描寫他們作品的主人公因為哪些貢獻受到后世的認可和崇拜。諷刺的是，最近有人評論撒切爾夫人的傳記電影《鐵娘子》，說這部影片是在“講述她個人生活的痛苦”，而電影實際上追溯了她的整個職業生涯，并用大量鏡頭記錄現場活動、演講、政治談話、政治經濟狀況和她周圍的社會，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評論。
　　然而，美國的社會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層次。最近幾十年，一種自我中心或自以為是的文化發展起來。許多曾經不斷嘗試新觀念的學者如今自視甚高，從來不做研究卻到處指手畫腳。打進陌生電話和發送垃圾郵件的人給他人的印象仿佛是有緊急情況讓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打擾別人的生活。十幾歲就生育小孩的女生像養育寵物一樣強調自己的重要性。這種自以為是的感覺的不斷增強，有助于解釋社會安全網絡的費用不斷上漲，它人為地增強了私人財產無法提供的經濟獨立性，使企業更難找到忠誠和愿意努力工作的員工。這種生活態度也使新興企業更難招募到具有主動精神、愿意幫助他人、擁有專注力和判斷力的員工，這些都是成功的重要基礎。自以為是的文化也是訴訟泛濫現象的一個原因。
　　美國的許多觀察家都討論過所謂的青春期文化崛起的現象：年輕人通常都愿意冒險，許多金融企業也一直在拿老本當賭注。這些觀察家發現，人們的儲蓄意愿有所減弱，但一個國家的高儲蓄并非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因為可以從外幣儲蓄或者其他投資活動中把資源轉移過來。然而，開發創造性的新產品卻離不開愿意獻身的企業家。不管這些創新項目有多么吸引人，如果企業家把開發項目需要的資金用來給自己發工資，項目還是很有可能失敗。不幸的是，19世紀的新興企業通常具有的這種可以在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為了事業而勤儉節約的精神，如今已經萎縮。投資社交媒體的風險資本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和初出茅廬的新興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會面時發現，這些年輕的企業家都給自己發10萬美元以上的年薪——直到他遇到只給自己發很少工資的臉譜網的馬克·扎克伯格為止。此外，原創性要求人們愿意并有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度的專注力。最近幾十年，這種能力也在減退。一位教育專家告訴著名作家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Julius Caesar）已經沒法在紐約州的高中講授了，因為學生們沒有足夠的專注力把作品讀完。很多人已注意到，今天的年輕人獨處的時間總體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進入勞動力隊伍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當時還是少年心態，他們從成長中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追逐夢想。自那以后，這種保持童心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有時間獨立思考的人如今還會受到社交媒體的吸引——這是一種通過網絡實現自我滿足的經濟。今天的年輕人需要通過博客、電子郵件和推特（Twitter）等工具保持密切聯絡，這占據了思考的時間，強化了人云亦云的風氣。越來越多的人愿意接受其政黨、宗教或朋友的安排，而不是通過工作努力爭取自己的位置。這種循規蹈矩之風不對產業界的創新造成消極影響才怪。
　　隨著美國經濟中群體現象的興起，人們或許會認為群體的支持會增強安全感，而感到安全的人會愿意冒險、創新。然而，群體的運轉也可能導致人們更加不愿意失去群體利益，例如收入水平和雇傭狀態。
　　除上述的新價值觀外，某些傳統價值觀也開始復興，從另外一個方向破壞經濟活力。例如，重新關注家庭價值觀的風潮給企業增加了壓力，允許員工在家辦公，目前很多員工也的確獲得了這種權利。大批員工離開辦公室肯定會減少員工之間的交流，這不但會弱化遠距離辦公員工的創新能力，也同樣會影響留在辦公室的人。這不僅僅是猜測。一篇頭版的新聞報道就描述說，雅虎公司近年來在家辦公的員工比例增加到令人擔憂的程度，以至于新任公司負責人瑪麗薩·邁耶（Marissa Mayer）在2012年大膽采取行動，把在家辦公的員工請回了辦公室。
　　總之，現代價值觀依然可貴，依然有利于豐富生活和個人成長，這是本書倡導的主題的基礎，而本書的主題是，草根活力和自主創新必須成為每個有能力做到的國家的發展目標！傳統價值觀并不都是有害的，一個能夠包容現代價值觀和部分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才能開創創新生活。
　　
　　政府和經濟的更廣泛聯系
　　
　　“左”翼和右翼對政府角色都提出了批評：政府的行動遠遠超出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糾正經濟不公的傳統定位。政治家們利用政府權力分配利益，希望借此拉選票。政黨接受來自公司、工會、政治基金和富裕個體的捐助，并為他們的特殊利益服務。在競爭選票和競選經費的過程中，會出現某些經濟上的低效和不公結果。然而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政府行為的政治化即便不會使靜態的低效和不公現象惡化，也會使現代經濟喪失部分活力。
　　社會上總是存在某些形式和某種程度的社團主義，它反映著政府同勞資雙方的相互關系。但在目前，政府與產業經濟的聯系有了更大范圍的拓展，其中很多發生在過去的10年。本書第六章回顧了美國社團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的發展，工會在當時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里，隨著美國公司像錢德勒觀察的那樣逐步被中高層經理人掌控，工會在私營企業的勢力有所減弱，但從那時起，工會的影響逐漸擴展到公共部門。第六章還回顧了始于50年代的社團主義的發展趨勢，實力雄厚的公司對政府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些動向被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看得清清楚楚，他在1963年的卸任演說中特別提到了“軍事—工業復合體”的概念。
　　近年來出現的“國會—銀行復合體”的影響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任何集團。人們原本以為，政府的職能之一是監管銀行，因此兩者應該是一種對立關系。然而，銀行和政治利益集團為了共同利益卻達成了新協議。銀行與政府的關系之一是，銀行持有大量美國政府債券。監管機構通常要求銀行具備相應的資本金充足率，以免在資產價格出現輕微下跌時破產。政府債券并不是絕對安全的，政府可以破產，而且還沒有破產法院保護債券持有人，但美國的銀行持有的美國國債卻沒有相應的資本金要求，國際清算銀行達成的多邊協議也免除了所有銀行持有各國主權債務的資本金要求。這給銀行帶來的巨大好處是節省了股本的資本成本。對政府的好處則是，債券發行價格可以提高（利率可以降低）。銀行可以用持有政府債券節約的成本購買更多政府債券。政府也可以利用利率成本降低的好處銷售更多的公共債務，以支撐越來越嚴重、越拖越久的財政赤字。可以獲得更多更廉價的借款，這對各個政黨的好處也顯而易見：歐洲國家在2011~2012年挽救希臘債務危機的借款就直接送給了持有希臘債券的各家銀行，以滿足這些銀行繼續持有大量主權國家債券的愿望和能力。可是，給國債提供這樣的特權對社會并沒有任何好處，因為它會使產業部門的資本支出成本和創新項目的融資難度加大。勸誡和防止政府違約的干預措施則會破壞信貸市場的正常秩序，資金就會流入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影響這些國家及其貿易及金融伙伴國的經濟穩定性，加劇全球經濟波動。對于風險已經很高的創新項目來說，這是沉重的打擊。
　　銀行與政府的另一種關系體現在住房貸款上。1970年，美國國會授權當時的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房利美）購買沒有其他機構擔保的私人抵押貸款，并創立了美國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地美），以便展開競爭。從此，銀行業有了兩家政府背景的企業。1992年，老布什總統簽署法案，要求這些所謂的政府支持企業將貸款范圍擴大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可負擔住房”上。克林頓政府于1999年推動房利美進入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并放松了對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的信用要求。同年，美國國會要求這兩家政府支持企業在各自市場上購買新建住房30%的抵押貸款，并要求銀行加大購買兩房抵押支持證券的力度。到2006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已購買了價值2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占美國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7。當然，政府在此扮演的角色并不足以解釋房地產投機泡沫的膨脹，因為在2008年，高端住房與低端住房的違約率一樣高。政府的角色也不足以解釋房產價格在大跌之前為什么會出現60%的增幅，其中肯定有投機狂熱的因素，因為住房建設增長30%似乎不會導致價格暴漲60%。
　　這些金融領域的關系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背后是政府和私營產業形成的社團主義共同體，其盛行程度反映在第七章和第九章介紹的不斷增加的監管規定上。集中議程網（Unified Agenda）上的資料顯示， 1997~2006年，每年約有80項新的重要法規出臺，每項法規每年需要1億美元左右的成本。每年出臺的重要法規的數量2007年后攀升到更高水平， 2011年達到150項，這已經不僅是預兆和趨勢， 1996年以來積累的新法規可能已經對創新的投資和興趣產生了顯著影響，新興企業需要越來越多的律師幫助其穿越不斷擴大的監管叢林。
　　專利和版權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1704年，當親王和貴族們組成的“文學作品委員會”不再能滿足公眾對閱讀的需求時，小說家兼經濟學家、當時最重要的知識產權擁護者丹尼爾·笛福抱怨說，文學作品復制如此之快，以至于沒有人能通過寫作謀生，這是典型的市場失靈。于是，英格蘭在1709年安妮女王時期通過了《安妮法案》，首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版權保護制度。早在1623年的詹姆斯一世時期，英國議會就通過了保護專利的《壟斷法》。早期，專利保護對新工藝和新產品的鼓勵作用顯然大于其消極影響（擔心其他人拖欠專利費和因為專利費爭執而產生的法律費用）。對最早的專利擁有者而言，世界還是一片空白。然而，今天的經濟生活已被專利擠滿。在高技術產業，專利密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新工藝的開發者必須請到與工程師數量相當的律師才能推進項目；在制藥產業，過度的專利保護引發了訴訟和藥價上漲。版權保護只是到最近才出現爭議，文學藝術產業似乎還沒有被版權保護擠滿，以至于要把很多作家、藝術家和設計師排擠出去。但我們有必要知道，越重要的創新，其用途也越廣泛。美國國會在1998年通過的《松尼·波諾版權期限延長法案》將版權保護期又延長了20年（到作者去世后70年），以防范沃爾特·迪士尼的作品以及音像公司的很多表演作品被盜用。但版權保護的時間長度也可能阻礙創新活動，因為很多創作需要借鑒迪士尼公司或百代唱片的產品。美國的國會議員們在延長版權和專利權保護期的問題上是有私心的，他們可以從少數獲益者那里分得一杯羹，讓社會其他成員分擔不起眼的成本。
　　政府成為重要的監管者或保護者，這使這些產業與政府接觸密切，尤其容易索取過度補貼。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曾寫到，產業界利用了新機遇：借助政治上的影響不但削弱了政府的作用，還可以為公司利益服務。這很好地總結了社團主義的一個重要影響渠道，成為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之間緊密聯合的互利制度，這種制度形成了事實上的平行經濟，其倡導者要求推行產業政策，其批評者則要求滿足社團福利。
　　補貼本身不見得是壞事，但是對產業的補貼（撥款、貸款、擔保和稅收優惠，包括對農業的補貼）經常打著調整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旗號，其真實目的則是給議員們的支持者和親朋提供好處。這些好處并不是小數目，在2006財年，公司福利性質的補貼達到920億美元。一些重大補貼項目因為災難性的后果而臭名昭著：20世紀70年代的超音速客機項目和美國合成燃料公司項目，90年代的乙醇補貼項目，以及過去幾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補貼項目。當然，很多私營企業（例如好萊塢影城）也遇到過災難。但問題在于，這些補貼項目由政治家充當經濟創新決策者，他們缺乏深入的專業知識，與私營企業的業務脫節。而私營企業的決策是由創意者、企業家、金融家和市場專家負責，他們會綜合考慮是否有更好的項目可以探索和開發。
　　廣泛存在的公私部門之間的聯結對某些特定產業的影響要深刻得多。政府對教育和醫療產業的控制直到最近才引起重視，這種體制已無法用監管、保護和補貼這樣的詞語描述，而是形成了有機的、顆粒化的狀態。阿諾德·克林（Arnold Kling）與尼克·舒爾茨（Nick Schulz）的一篇論文對此類政府控制做了如下描述：
　　醫療和教育產業的政府主導程度越來越強。這種主導引發了兩種不良效應，使產業的發展持續惡化：通過發放補貼，政府干預人為地擴大了對醫療和教育的需求；通過提供保護、阻礙市場競爭，降低了這兩個產業的供給效率。
　　效率不是唯一受到負面影響的方面，某些創新通路也被阻斷。如今，私立中小學、大學和私立醫院產業的進入空間很小，而這些機構曾在20世紀引領了美國教育和醫療產業的進步。此外，醫生脫離標準治療程序、教師嘗試新課程和新教學方法的空間也非常有限。
　　人們很容易在政治家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其陰暗面，這是那些偽裝成善舉的行動的“潛在功能”。但我們也容易忽略一個事實：大多數監管、保護和國有化除了成本之外還有好處，否則這些措施很難通過。因此有人會問：社團主義思潮到底會給經濟活力造成多大的制約？幸運的是，社團主義關系在經濟中的擴張如果像上文所說的那樣普遍和深入，那肯定會留下各種證據。我們知道，社團主義政府喜歡和由少數大企業組成的產業打交道，而不是由很多小企業組成的產業，官員們都保存著產業巨頭的電話號碼。還有證據表明，在過去的60年中，美國經濟的產業集中度大幅提高。在金融業，大銀行成為巨獸，小銀行逐漸萎縮。在非金融產業，經濟活動也急劇地從創新主要依靠的中小企業集中到大企業，這可以從2011年的官方數據中看到200家最大企業的總利潤在全美企業總利潤中的比重從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15%提高到60年代中期的26%， 1966年之前基本穩定在這個水平，然后持續提高， 2004~2008年提高到30%左右。銷售收入也表現出同樣的趨勢。在某些零售行業，4家最大企業的市場份額從1992年到2007年都基本翻番，達到令人震驚的水平，例如書店行業為71%，計算機和軟件商店以及普通商品零售店都達到73%。由于政府監管和工會規則的影響，城市寫字樓建設項目經常會被拖延。拖延的時間之長，會讓很多新創意最后通通過時。
　　此外，如果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擴張的大企業的地位相對安全，考慮到它們驚人的增長速度，我們會發現有越來越多的經濟成分（企業和產業）處于穩定地帶，它們不會招聘和解聘太多員工；在穩定地帶之外，處于發展（新興企業）、增長（成功企業）和萎縮（失敗企業）地帶的經濟成分會越來越少。如圖10–1所示，1989~2007年出現了就業破壞的下降趨勢，越來越多的員工安全地處于大型老牌企業的保護中，美國經濟似乎進入了冰凍狀態！在同一時期，就業創造也出現同樣的下降趨勢，越來越少的勞動力人口進入或離開新興企業、成功企業和失敗企業。簡而言之，美國釋放出員工流動率不斷下降的信號，這是經濟活躍程度下降的典型標志。
　　上述政府活動說明，曾經被視為促進社會繁榮和發展的政府角色出現了腐敗趨勢。1830~193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工程項目和干預措施都是出于對資源和生產率的古典主義的考慮：修建運河和橫跨大陸的鐵路、購買路易斯安那、興辦公立學校等。后來把注意力擴大到產業界，如給工人、債權人和投資者提供保護等。當時沒有旨在穩定或調整消費的措施和干預，如給私人保險提供補充的社會保險項目。隨著俾斯麥時期社團主義政府概念的復興，這種情況開始發生改變。到20世紀40年代末，各種類型的社會保險制度已經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建立起來：養老保險和殘疾保險（美國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美國的退休醫療保險），以及失業保險等較小的項目。到60年代末，各種類型的社會扶助項目層出不窮：為窮人的醫療需求（美國的醫療補助計劃）、食物需求（食品券）和住房需求提供各種補貼。歐洲國家所說的“社會模式”是實現醫療的社會化，采用公立醫院、由政府雇用醫生的辦法；而美國的模式則是把醫療服務完全社團化，通過各種措施監管服務、限制價格，為私人醫生和私立醫院提供報銷服務。如今，這些社會項目全都過分膨脹，混亂不堪。
　　幾乎沒人知道這些社會福利項目的巨大規模。在社會開支方面，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確遠遠落后于歐洲國家，到1990年，歐盟21國政府的社會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20.5%，而美國只有13.5%。美國此后逐漸縮小了這方面的差距，而德國和瑞典卻在2003~2007年壓縮了社會開支。2000年，歐盟的支出占比為21.5%，美國提高到14.5%； 2007年，歐盟為22.0%，美國已達16.2%； 2012年，由于失業救助力度的加大，雙方的支出都有所提高，分別達到24.1%和19.5%。美國的社會支出水平如今已非常高，接近全國可支配收入的1/2，在可支配收入中與非工資收入（紅利、利息收入、財產利潤和土地收入）的份額接近。因此，美國人從所謂的社會財富中獲得的收入已經和從私人財富中獲得的收入相當。此外，社會財富帶來的收益幾乎不用繳稅，而私人財富帶來的收入卻不能享受這種待遇。
　　在美國和法國（還有其他一兩個國家，但程度稍輕），社會福利支出還將快速攀升。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達到退休年齡后，將大大增加社會保障和退休醫療保險的年度支出需求。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退休之后并沒有大量的勞動力補充進來。因此，或遲或早，政府必須通過增稅應付這兩項支出，通過削減政府的“隨意”支出項目轉移資金的做法將不再可行。這樣一來，可支配收入將減少，福利收入會壓倒工作收入。金融學家瑪麗·米克爾（Mary Meeker）通過研究發現，美國人福利權利的折現價值在2010年年底已達66萬億美元，相當于可支配收入的569%，遠遠超過約10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總額。社會財富總額也超過了美國私人財富的總額。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期家庭凈財富約為60萬億美元，相當于可支配收入的517%，其中資產為74萬億美元，負債為14萬億美元。因此，盡管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社會福利系統與歐洲的社會模式相比還差得多，但實際上已非常龐大。
　　在解釋福利體系的膨脹時，有人認為，議員們之所以允許社會福利的擴張，是因為他們相信經濟增長速度會為這些福利提供支撐，以免赤字惡化。然而，隨著生產率大幅減速現象的延續，這種預期最終會被證明是巨大的錯誤。在城市和州政府的政治改革中充當斗士的理查德·拉維奇（Richard Ravitch，曾任紐約州副州長）說：
　　美國政治一直都是在競選時向民眾承諾更多福利，但突然間，我們已沒有錢支付所有這些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福利了……
　　當然，大多數承諾的福利是經過計算的。即使在過去10年，推出的新福利也主要是那些成本在后期才會出現，或者初期規模不大、不需要大規模增稅的項目。這種做法導致福利的擴張能夠從尼克松到小布什時代得到兩黨的共同支持。小布什總統于2003年簽署的法案把退休醫療保險的范圍從醫院服務擴大到藥品費用，這會使福利承諾的現值一次性地提高數萬億美元，法案得到了兩黨的共同支持。許多共和黨議員發現，工人階級的成員在里根時代加入了共和黨，于是改變了他們原本對福利制度的厭惡態度。民主黨則發現，其依靠的中產階級希望盡可能借鑒歐洲的社會模式，自然也不會反對這類法案。
　　傳統價值觀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策制定有著更激進的影響。眾所周知，共和黨不愿意動用政府的稅收權力進行再分配：從本國人到外國人，從利潤到工資甚至從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根據他們的學說，收入應該用于公共服務。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尼克松到小布什的共和黨人都把各種形式的政府福利解釋為公共利益服務，包括社會保險項目、抵押貸款補貼和教育補貼等。
　　對社會福利擴張的另一種理論解釋是，公共支出會很自然地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瓦格納法則。然而，1973~2007年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慢于“二戰”后初期的幾十年。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理論則認為，福利的巨大擴張與大企業的擴張非常類似，是組織發展的自然現象，不斷索取能實現其目標的資源，以盡可能地擴張并且持久。一旦去除對政府的傳統限制，公共機構就會無情地擴張。
　　這種大肆擴張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其他政府項目被顯著邊緣化，如修繕破敗的國家基礎設施，或給低收入者提供就業和工資補貼。消費福利（以及更廣泛的公共消費）對全國的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在公共財政的經典理論中早已被確認。人們所熟悉的觀點包括：提高收入增稅以支付社會福利會打擊工作積極性。政府提供的免費福利會使人們節省相應的開支，可以彌補多交的稅收，但人們可以少做一些工作，減少自己的稅負，并且不會減少政府福利。
　　福利和就業之間還有兩種聯系且都與稅率無關。我們已講過，財富增長的“財富效應”會降低勞動參與率（勞動供給），從而減少就業。當然，雇主支付的稅后工資（或凈工資）的提高會產生相反效應，吸引人們參與經濟活動，導致就業增加。在很多經濟模型中，凈工資與財富的比例很關鍵，工資和財富同比提高的效應會相互抵消。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生產率增長再度加速，這一比例在50年代早期到1965~1975年持續提高，這可以很好地解釋就業水平在60年代達到頂峰的原因（見圖10–2）。在生產率增速顯著下滑后，工資增長減速，該比例也隨之下降，這可以部分解釋1979~2008年就業率普遍較低的現象。1995~1996年的就業率比較正常，也恰好對應著正常的工資財富比。20世紀90年代后期和21世紀前10年中期的劇烈波動可以用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解釋。如果我們把社會財富的因素加入工資財富比中，使分母增大，則可以為2011~2012年后危機時期的高就業率和1995~1996年的正常水平的差距提供一半的解釋。
　　另一種聯系通過對勞動的需求產生作用。如果政府主要通過發行債券為將來的福利支出籌集資金，之后再通過增稅償還債務（與戰爭支出一樣），那會產生未來甚至當前的利率上升的預期，并且可能會在某個時點提高稅率。即便在今天，雖然儲蓄者愿意以較低利率貸款（因為對未來發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預期也會壓低股票價格和企業資產評估，而企業需要這些資產開展經營活動，包括廠房、員工和海外顧客等。
　　新增福利對就業的影響可以從所謂的“希臘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稱為“美國病”。有效的財政政策應該是公布一段時期的財政收入增長情況，這會降低公共債務，進而減少人們的私人財富，減少數量相當于新福利帶給他們的社會財富的增量。通過這個辦法，新項目可以“中和”就業和儲蓄的財富效應。這種策略是筆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總統任期內，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實行減稅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專欄文章《不支持減稅的理由》（The Unproven Case for Tax Cuts）中斷言：
　　減稅將給未來帶來負擔，要么減少公共服務，要么增加公共債務。這些負擔……表明不支持減稅的依據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減稅政策造成的負擔會永遠存在，其激勵效應（刺激勞動供給）的有效期則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激勵效應會逐漸減弱，就業的結構性提升將消失，因為工人和經理稅后工資的提高會使他們的財富增加……如果不削減公共服務，稅率必然會提高，以應付公共債務的擴大。但據我們所知，未來的經濟形勢并不明朗……小布什的經濟政策背離了美國人傳統的用自己的努力讓國家變得更美好的愿望。在20世紀50年代和90年代，這種改善精神表現在把稅率定得足夠高的政策上，以清償政府債務，并提供在未來降低稅率的可能性。在華盛頓大規模減稅、更大的支出增長這一失敗選擇背后，有著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經濟哲學觀的變化。
　　當然，議員們會讓稅收負擔滯后于他們制造的福利項目，這并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項目時就明目張膽地增稅，這樣的福利項目可能難以得到足夠的贊成票。通過減稅，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專家們認為未來并不見得必須增稅，這也是對稅收不足的一種解釋。
　　最后還是會涉及創新的議題。我們已經看到，豐厚的福利減弱了人們獲取收入的動力，進而削弱了市場的作用，其途徑要么是提高稅率（財富不會增加），要么是增加財富（稅率基本不變）。這反過來會減弱市場上企業從事創新活動的動力。正如斯密所說，創新規模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例如，假如每個人每周都只工作30個小時而非40個小時，創新存量的增速會減慢，這與資本存量是一個道理。
　　美國政府管轄范圍和規模的顯著增大還催生了一個副產品，即提高稅收的需求。整個社會似乎達成了某種政治協議，即收入較高的一半人口向收入較低的人口提議說：“如果你們同意讓我們來決定你們可以從教育、公共項目中得到哪些福利，那我們會負擔你們需要支付的稅收。”其結果是，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支出不足：如果納稅人必須為自己的兩個孩子以及不納稅家庭的孩子埋單，那為什么還要給孩子們安排音樂課呢？這種政治協議的后果是，收入較低的那一半人接受了服務不到位的公共部門，以降低家庭間的福利不平等——但這種降低只是一種假象。
　　由于制度、價值觀和經濟政策方面的不利趨勢，美國的經濟活力嚴重退化，并導致創新乏力。盡管創新率有波動，但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大多數產業部門的創新率在大多數時間都呈現下降趨勢。由于反對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和政策的興起，較為低端的勞動人口的現代價值觀相對薄弱，而且其處境在初期較為不利，因此相對于其他人來說，其蒙受的損失更為突出，向上發展的流動性也因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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