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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隊的大崛起 　　“一個王子想要發動戰爭，他相信上帝會站在大部隊的一邊，于是就將軍隊的人數翻了一番”，這是伏爾泰在18世紀寫下的話。但歷史上，小型武裝部隊成功擾亂、阻止甚至打敗大型軍事部隊的例子比比皆是。 　　公元前480年發生的溫泉關戰役是一個早期的例子。利用高地勢和復雜的地形，在龐大的波斯軍隊面前，人數明顯處于劣勢的希臘軍隊頑強據守了3天，雖然最終仍然戰敗，卻使敵人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希臘人輸掉了溫泉關戰役，但他們也削弱了波斯軍隊的戰斗力，并最終擊退了入侵。從《圣經》里的大衛到越南戰爭中的越南共產黨，歷史上很多規模比對手小、裝備沒有對手精良的戰斗方都曾堅守陣地，即使沒能在軍事上打敗對手，也阻撓了對手的行動。 　　切·格瓦拉、胡志明和毛澤東都是這種作戰方法的現代先驅。毛澤東的游擊戰術幫助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對中國的統治權，他認為，游擊戰和常規戰爭對軍隊的規模和協作有著截然相反的要求。“游擊戰主要依靠小部隊單獨行動，不可過多干預他們的行動。”相反，在傳統戰爭中，“要集中指揮……所有地區的所有作戰部隊和支援部隊必須最大限度地協作”。在游擊戰中，這種指揮和控制“不僅不受歡迎，也是不可能的”。 　　用現代軍事語言來說，游擊戰是“非常規”且“非對稱”的。之所以說它是非常規的，是因為發起游擊戰的一方雖然使用武力，卻不是傳統的軍事力量；之所以說它是非對稱的，是因為從人員和物資的角度衡量，較量雙方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今天，非常規與非對稱沖突已經成為常態。例如，在阿富汗，超過43萬人的阿富汗軍隊和聯軍部隊都無法制服規模僅是其1/12的塔利班武裝；在伊拉克，為了對付2萬名叛亂分子，盟軍及伊拉克安全部隊投入的軍力在2007年10月達到了最高峰，前者超過了18萬人，后者也達到了近10萬人。 　　俄羅斯在車臣有著相似的經歷：1999~2000年，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超過8萬人的裝備精良的俄羅斯軍隊被大約2.2萬名為獨立而戰的叛亂分子拖住了5個月之久。最終，俄羅斯軍隊獲勝，恢復了對該地區的控制，但俄軍的軍事行動造成了數萬平民傷亡、5 000多名俄羅斯士兵命喪戰場。 　　在非洲和東南亞出現了許多新的長期叛亂集團，包括烏干達的圣主抵抗軍和菲律賓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不以保衛某塊領土為目的，卻由潛在無邊界的意識形態、犯罪、宗教或經濟目標所激發的軍事沖突的數量明顯增加。20世紀50年代爆發的軍事沖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國家和非國家的武裝團體之間的沖突，而20世紀90年代，此類沖突已占多數。2011年，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威廉·林恩說，“激烈但短暫的沖突”正在演變為“更長、更持久的戰斗”。 　　越來越正規的小部隊正在獲得成功，至少它們可以在軍事斗爭中幸存的同時推進自己的政治目標。哈佛大學學者伊萬·阿諾奎因–托夫特分析了1800~1998年全世界發生的197場非對稱戰爭。這些戰爭之所以是非對稱的，是因為按照傳統觀點，沖突雙方的軍隊和人口的規模從一開始就相差懸殊。阿諾奎因–托夫特發現，在30%的非對稱戰爭中，實際上獲勝的都是看上去弱勢的一方。這一事實本身就引人注目，更驚人的是長期以來的趨勢：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弱勢一方在沖突中獲勝的次數穩步增加。在1800~1849年，僅有11.8%的沖突是以弱勢行為體的勝利告終，而在1950~1998年，這一比例已經提高到了55%。這意味著一個核心的戰爭公理被推翻了。以前，最終取勝的是擁有優勢火力的一方，而現在事實并非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在當今世界，強勢一方訴諸暴行的做法在政治上已經行不通了。“二戰”期間，各國在戰爭中不加區分地同時對平民和軍事目標進行轟炸和炮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使用過酷刑；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在越南實施了針對越南共產黨的暗殺行動“鳳凰計劃”。阿諾奎因–托夫特認為，與游擊戰的間接攻擊戰略相比，某些形式的暴行（如飽受爭議的“鳳凰計劃”）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取得軍事效果，但是當一個強國并沒有受到實際威脅，特別是這個強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的軍事政策處于嚴密的公眾監督之下時，這樣的戰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已經退役的韋斯利·克拉克將軍是一名越戰老兵，曾經擔任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他曾對我說：“現在，在戰斗開始之前，一名師長可以直接控制三四十英里之內的武裝直升機，享受我們所說的‘全方位優勢’（對空中、陸地、海洋、太空和網絡空間的控制）。但是，我們在越南戰爭中做的一些事情是我們今天無法做到的，我們的技術手段更多了，但合法的選擇卻減少了。”今天，擁有優勢火力的一方要戰勝軍事上處于弱勢的頑強對手，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俄羅斯在車臣采用野蠻戰術以及斯里蘭卡對泰米爾猛虎組織實施鎮壓的“勝利”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政治因素對非對稱軍事沖突的結果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恐怖分子的數量在持續上升。恐怖主義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國家恐怖主義可以追溯到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治”。被美國國務院確定為外國恐怖組織的激進團體的數量約為50個，但實際上這些激進團體的數量輕易就可以翻番。有些恐怖組織的成員只有幾十個，也有些恐怖組織動輒就有幾千人。事實上，早在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波斯尼亞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薩拉熱窩刺殺斐迪南大公從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個人或小團體通過暴力行為改變歷史進程的能力就已經很明顯了。 　　現代恐怖主義使恐怖主義從國內安全問題（各國有自己的應對方式）上升為了全球軍事關注。“9·11”事件，“基地”組織在倫敦、馬德里和巴厘島發動的襲擊，車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襲擊活動，以及虔誠軍對孟買的襲擊都是現代恐怖主義的縮影。為了保衛自己的國民免受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全球50多個國家的政府投入了超過1萬億美元。法國于1994年發布的一份重要國防戰略文件中，共提到恐怖主義20次；2008年，在這份文件的最新版本中，“恐怖主義”一詞出現的次數是107次，遠比“戰爭”一詞出現的頻率高得多。對此，學者馬克·埃克爾和托馬斯·里德寫道：“這種形式的沖突似乎已經使戰爭威脅黯然失色。”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