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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世界將屬于誰 　　2012年3月28日，世界上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據澳大利亞財政部統計，就在那天，全世界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總量超過了發達國家。專欄作家彼得·哈契曾這樣描述，1840年以前，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說那是歷史的軌道，那么這個世界已偏離正軌一個半世紀，而這種偏離狀態終于在2012年3月28日那天畫上了句號。哈契還引用著名的亞洲經濟觀察家肯·寇蒂斯的話說：“中國人看到這個會說：‘我們只是碰巧遇上兩個糟糕的世紀而已。’眨眼間不過一代人的時間過去，全球權力就此轉移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將不僅是經濟和金融權力的轉移，還將是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權力的轉移。” 　　事實真會如此嗎？哈契專欄下讀者的評論其實能很好地反映全世界的學者和決策人士正在糾結的問題：未來哪些國家會占據主導？來自堪培拉的網民德里克寫道：“我認為未來幾十年我們無須擔心太多。中國和印度只是名義上的權力大國，其實兩國的大多數人甚至連使用排水系統和用電都成問題。”網民“巴菲樂”補充道：“我們別忘了那些新興經濟體要面臨的問題：邊界沖突、使用水和其他資源的權力、專利及其他知識產權、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文化多樣性、歷史爭端及戰爭等。這些新興國家要面臨的不都是美好與光明。”佛蒙特州的戴維提到“應該將這些國家人口的財富分配考慮在內”。悉尼網民“加勒多尼亞”則多了幾分擔憂：“如果中國經濟垮了，你也會失業，到那時如果能找到洗廁所的工作都要感到幸運了。中國打個噴嚏，澳大利亞就要得個感冒，中國得了感冒，那澳大利亞就要得肺炎了。”這一系列評論暗含了一些基本假定，即什么東西讓一個國家強大，強大到足以實現霸權，將自己的意愿強加到別國身上。本章將表明，不但定義霸權國家的要素發生了改變，國際體系中權力獲得和運用的方式也正發生著深刻的變革。 　　幾個世紀以來，應對國家之間的對抗、爭奪領土和資源以及擴大影響力一直都是一國領導人的職責所在。19世紀和20世紀，那些所謂的大國的代表肆意行使著各自的軍事和經濟權力贏得戰爭，締結聯盟，確保貿易和領土的安全，并給其他國家制定規則。“二戰”后誕生的超級大國一躍到這些大國的頂層，更加震撼人心。21世紀初，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很多人說，有史以來第一次，國家間關于權力的爭奪最后只有一個贏家，而它或許也是最后的贏家。 　　正如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大肆渲染的那樣，維基解密泄露的超過25萬份外交文件“暴露了美國對其盟友及聯合國的暗中監視，暴露了美國如何對附屬國的貪污腐敗及侵犯人權置若罔聞，如何游說美國的大公司，也暴露了美國外交官如何利用職權提拔自己身邊的人”。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杰西卡·馬修斯等經驗豐富的分析家對此并不感到震驚，她挖苦道：“霸權國家一向如此，那些主導國家就是這樣行事的。” 　　從泄露的很多文件中還能看出，由于受到他國政府、政治家、非政府組織及普通市民的重重阻撓，美國要想做成事總要苦苦掙扎。隨便翻閱一個月的文件，你就會看到： 　　當歐洲議會準備投票否決幾項旨在追蹤恐怖分子融資渠道及提供航空公司旅客名單的舉措時，美國坐立不安； 　　俄羅斯國家杜馬要求美國的信用卡公司加入俄羅斯支付卡系統，加入這一系統會極大影響美國信用卡公司的收入，但如果不加入，它們就會被排擠出俄羅斯支付處理市場； 　　為爭取恢復美國軍用飛機在土庫曼斯坦的著陸權，美國與土庫曼斯坦政府展開了拉鋸戰； 　　出于保護廢核燃料的重要戰略考慮，哈薩克斯坦政府拒絕對相關設備及人員實行地方稅豁免，美國為此頗感挫敗。 　　即使是那些理論上依附于美國的國家對其也并不順從。埃及接受了美國數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卻依然關押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高層管理人員；巴基斯坦則為包括本·拉登在內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提供避難所；以色列不顧美國請求，執意在爭端領土上建造定居點；阿富汗大部分支出需要依賴美國及盟國的援助，卻仍為發生在其本土的戰爭與美國鬧僵；盡管美國提出嚴正警告，以色列仍然可能單方面摧毀伊朗核設施，對此，美國政府煩心不已。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告訴我，世界已經進入“后霸權時代”，沒有哪個國家能將自己的意愿任意強加于別國。 　　弄清楚美國的霸權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是結束無休止爭論的關鍵。傳統方法已經完全無法解決一個又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起初，冷戰的突然結束及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復蘇和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似乎預示了一個新的單極世界的誕生。在這個世界上，那個唯一的超級大國能夠挫敗所有可以與之抗衡的競爭者的霸權野心。但是接著，“9·11”事件的發生、布什政府實行單邊主義、高赤字的回歸以及中國的持續發展又扭轉了之前的局面。結果是美國權力衰退的觀點又占據了上風。像克倫·莫菲2007年出版的《我們是羅馬帝國嗎？》（Are We Rome?）一書一樣，從很多書的書名中，人們都可以瞥見“歷史上的帝國總會走向沒落”的影子。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人意料的當選同樣叫停了這場爭論。似乎一夜之間，美國在世界的道德公信力得到了刷新，而幾年前開始迅速衰退的美國軟實力也隨之得到了提升。然而，金融危機、長期的重度財政失衡與令美國人心力交瘁的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一起破壞著奧巴馬殘存的全球魅力。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演說中，奧巴馬近乎氣急敗壞地維護著美國的尊嚴：“任何告訴你美國在衰落的人……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無論是報紙要聞、經濟數據，還是深奧的國際關系理論或對不同時期世界秩序所做的對比研究，都促使關于美國全球地位的探討的繼續。 　　然而，不只美國的權力看起來搖擺不定，其競爭者的發展形勢也并不明朗。很多人認為歐盟會對美國的權力構成威脅，但歐盟自身也深陷嚴重的經濟危機，治理不善，人口老齡化加劇，大量外來移民的安置問題尚未解決，這些都導致了其發展步伐的放緩。另一個老對手俄羅斯雖然繼承了蘇聯的資源及軍事力量，卻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同時，俄羅斯是一個專制的石油國家，其政府要時刻小心翼翼地應對人民的不滿。具有后共產主義特征的裙帶資本主義維持了20年，政府的過度干涉及赤裸裸的犯罪讓這個大國一度變成了蹣跚跛行的怪獸，它雖然擁有自己的核軍火庫，卻只是之前那個超級大國的影子而已。 　　如前所述，一些人在努力證明著一個新的大國正在崛起，而他們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東方具有活力。全球語言監測機構對世界主要媒體的追蹤顯示，21世紀的新聞報道中，與“中國崛起”有關的文章閱讀量最大。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萎靡不振時仍能高歌猛進，其軍事實力和外交影響力也在持續彰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亞洲經濟的增長速度是美國和歐洲的兩倍。對于未來的形勢，專家們的意見基本一致，唯一的分歧是西方經濟到底將在何時被甩在后面。有人預測，到2020年，亞洲的經濟總量將比美國和歐洲加在一起還要多。還有人預計，到2050年，中國一國的經濟總量就能遠遠超過美國；到21世紀中期，按照購買力衡量，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緊隨其后的是印度，歐盟將排在第三位。這些預測讓美國人感到恐慌，卻讓中國人歡欣鼓舞。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樣，澳大利亞人也加入了這場爭論，并且和其他人一樣，他們的看法也有分歧。 　　然而，中國并不是唯一一個正在崛起的有力競爭者。經濟的高速增長、對核武器的擁有及技術和外包產業的繁榮促使印度渴望躋身大國之列。奉行積極外交政策的大國巴西在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之后，已經在全球嶄露頭角，順利成為金磚國家（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一世界新興力量中的一員。對于地區性問題，這些國家持有不同的立場，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的充當調節者，有的充當鼓動者，有的發揮穩定形勢的作用，也有的有時甚至會成為欺侮周邊小國的惡霸。無論是在與美國的雙邊交往中，還是在聯合國及其他一系列多邊論壇上，這些國家都曾抵制和反對過霸權國的特權。 　　這些國家的行為會威脅世界秩序的穩定從而導致美國必須出手制止嗎？這些國家是不是根本就沒考慮過打破美式和平，而只是力圖在這一秩序下盡可能多地獲得好處呢？它們的出現到底預示著什么？是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的深化，是中國等國家作為主要對手的初步崛起，還是世界秩序從單極向多極的轉化（在新的多極世界中，美國只是日益增多的實力不相上下的伙伴和競爭對手之一）？有沒有可能全部或個別金磚國家根本就是好景不長，很快就會陷入貧窮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失衡所造成的一系列麻煩？事實上，在經歷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之后，這些金磚國家及其他表現耀眼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增長步伐已經放緩。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這一現實常會激發政治不滿。以上幾種觀點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他們為各自的國家提出意見和建議，以期能夠提升國家利益，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幫助維護世界和平。 　　本書后面的內容將探討為什么霸權問題讓各國軍事和外交思想家傷透了腦筋，為什么世界主要國家間的權力轉移關系到我們每個人，遠不止哪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最高、軍事實力最強、在奧運會上拿的金牌最多那么簡單。但本章將要討論的是一個常常被那些討論并關注國家財富的人忽略的根本性問題。不管是世界頭等大國，還是努力躋身大國之列的國家，抑或是看上去尚困在最底層的國家，都難以逃脫數量革命、遷移革命、心態革命以及伴隨著這三大革命的權力衰退的影響。產出和人口增長的停滯，商品、思想和人口前所未有的流動，以及民眾渴望和抱負的日益增強削弱著權力壁壘，這是所有國家都面臨的現實，與各國的規模、收入水平、政治體制或軍事力量無關。 　　隨著權力壁壘的坍塌，有能力玩轉權力政治的精英國家與曾經被大國占領或忽視的前殖民地國家、附屬國及偏遠的邊緣國家之間的差別日益消除。過去，那些復雜且昂貴的智能化系統讓少數國家擁有了信息優勢；現在，現成的數據及網絡資源讓小國也能與大國競爭。過去，大國靠數億美元的對外援助建立了良好聲譽，擴大了影響力，贏得了其他國家的忠誠；現在，一國獲得外國援助的渠道越來越多，不僅一些小國開始加入對外援助隊伍，基金會也成為新的援助者，它的援助額比某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要高。過去，好萊塢和共產國際曾經將各自的文化影響力發揮到極致；現在，孔子學院、寶萊塢電影和哥倫比亞的電視劇贏得了大眾的心。 　　小國擺脫大國擺布的能力不斷提升，這是權力轉移的一部分。伴隨著權力的轉移，國際事務中出現了更多的權力行為體。“基地”組織、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和半島電視臺都是例子，它們有著與國家不同的目標。恐怖分子、叛亂分子、非政府組織、移民團體、慈善人士、私營企業、投資者、金融家、傳媒公司和新的全球宗教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軍隊和大使已經過時、再無用武之地了，它們只不過是限制了軍隊和大使的作用，通過新的渠道和方式影響國際議程。讓我們以一段名為“科尼2012”的視頻為例，該視頻的制作者是基督教活動家、電影導演杰森·拉塞爾 ，他的目的是通過這段視頻呼吁將科尼這個戰犯繩之以法。該視頻上傳到YouTube網站后短短幾周，播放次數已達數千萬次，各方反響強烈，名人們也紛紛表示支持，呼吁采取行動，該視頻對烏干達的描繪更是激起了一些烏干達人的憤怒。當然，對國際關系影響更大的還是軍售、國家援助項目、外敵入侵的威脅及貿易制裁。并非所有小國都能通過新途徑發揮影響力，但還是有很多小國做到了。 　　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在關注軍事和商業競爭的同時，必須重視這種新形式的行動主義對本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生的影響。正如第6章中提到的，權力的衰退極大地改變了全球沖突。它深刻改變了國與國之間的日常外交，改變了影響我們生活的關系網，改變著世界秩序。要理解它的影響，我們首先要了解為什么霸權和大博弈如此重要。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頁